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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先的斯图亚特王朝也表现出与此类似的漫不经心，但到18世纪前英国就实行了一套由议会控制国家财政的体系，使英国在争霸斗争中占有很大优势。英国政府的开支和国债增长并没有损害（也许实际是促进了）英国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而法国在多数情况下似乎是鼓励那些有剩余资金的人去收买官职或年金，而不是鼓励他们将钱投到生产中去，这种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时也的确有人试图为法国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便有效地管理债务，并提供低息贷款。但这些设想总是遭到那些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对。因而法国的财政政策，如果它真配这个称呼的话，始终是顾头不顾尾。
法国商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受到困扰。例如，比较一下法国港口城市拉罗舍尔是在何种不利情况下同英国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竞争的，倒是很有意思。所有三个城市都跃跃欲试，要在18世纪“大西洋经济”腾飞里一显身手，而拉罗舍尔地理位置优良，它坐落在通向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线上。可悲的是，虽然商人有这样的热望，法国的拉罗舍尔却不时地遭到国王的掠夺。他“对金钱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地搜刮新的更多的收入来源”。大量“沉重的、不平等的及横征暴敛的直接和间接的商业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卖官鬻爵使地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投资，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专利公司限制了进取精神。更有甚者，尽管国王强迫拉罗舍尔在18世纪60年代建造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大军火库（否则拿走全城的所有收入！），但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国却将其置之不用。由于通常法国政府将其目标放在陆上而不是海上，同处于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频繁作战给拉罗舍尔带来灾难性后果。它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商船被掳掠，赚钱的奴隶贸易被中断，它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的海外市场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还都发生在海上保险费暴涨并开征紧急税的时候。法国政府还常常感到不得不允许其海外殖民者在战时用中立船贸易，这好似致命一击，使得这些市场在和约缔结时更难恢复元气。对比之下，大西洋上的英国经济在整个18世纪都在稳步地发展。如果说有什么在战时（尽管有法国私掠船的袭扰）从掌握权力又获得利润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话，那就是贸易与海外领地，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法国财政不健全的最大恶果，是战时它的陆军和海军的浴血奋战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徒劳了。由于制度的低效率和不可靠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获得给养，如海军储备，而军火商们往往又比他们同英国或荷兰海军部订合同时开价更高。对法国君主政权来说，在战时筹措大笔资金往往是最头痛的事，尽管到18世纪70到80年代它已经越来越依赖荷兰的资金了。由于它货币币值长期浮动、部分赖债以及它对短期或长期债券持有人的种种蛮横无理的做法，使金融家们对法国要求收取比英国或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高得多的利息，而借贷无门的法国也只好同意。［3］然而即使法国情愿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波旁王朝还是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它在持久战中的军事行动。
最能说明法国这种弱点的时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年代。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一场光彩的战争。它丧失了最大的一块殖民地，眼看着国债上升到2。2亿英镑。但由于这些钱主要是以3％的低利率借来的，因而每年偿还借款的总额只有733万英镑。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实际损耗要少得多。不管怎么说，法国只是到战争进行到了一半时才参加进去，而且还是在内克平衡国家预算的努力之后。同时，这一次法国不必部署一支庞大的陆军。但是，这场战争花费了法国至少10亿列弗尔。几乎所有这些钱都是以英国政府所借贷款至少两倍的利率借来的短期贷款。两国为偿还债务，都耗费了各自国家年支出的一半。但是在1783年之后，英国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一种统一收入基金“偿债基金”，改善政府账目）以稳定债务总额，加强其资信能力。这大概是小皮特最辉煌的成就，相反，法国方面每年都发行大量新的债券以筹款。这是因为“正常”收入即使在平时也不敷支出，随着赤字年年增长，法国政府的信誉进一步削弱。
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到18世纪80年代末期，法国国债数额显示几乎达到英国的水平，近2。15亿英镑，但它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的2倍，即1 400万英镑。更糟的是，法国历任财政大臣试图征收新税的努力都遭到公众顽强的抵制。是加隆提出的导致召开显贵会议的赋税改革议案、反对最高法院的动议、国库停止偿付债务以及随后（1614年以来的第一次）于1789年召集的三级会议，终于触发了法国旧制度的最终崩溃。国家失去偿付能力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嗣后的危机年代里，法国政府愈加增发钞票（1789年发行1亿列弗尔，1790年发行2亿列弗尔）。这种手段被制宪会议的应急措施所取代。它没收了教会的地产，按其估计价值发行纸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1792年作出打仗的决定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以后国库内部进行的行政改革和革命政权了解真相的决心，的确稳固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统一的、官僚化的税务机构。但持续到1815年的国内动乱和过度的对外侵略扩张，导致法国经济越来越远地落到它主要对手的后面。
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家们都被如何增加税收，以支付正在进行的和以前进行的战争所困扰。即使在和平时期，维持其军队也要耗费国家财政支出的40％—50％，而在战时，国家支出总额远远超过平时，军费要占总支出的80％甚至90％。不论各国政体如何，不论是君主独裁帝国、有限君主政体，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欧洲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每一轮战争之后（特别是在1714年和1763年以后），大多数国家都极度渴望喘息一下，从精疲力竭的经济中恢复过来，腾出手来对付因战争和苛捐杂税常常导致的国内不满。但是，欧洲列国制度的竞争性和利己主义本性意味着长期的和平是稀有的。因此，在几年之内，各国又在为新的大战作准备。但是如果连欧洲最富强的三个大国，法国、荷兰和英国都不堪这样的财政重负，更穷的国家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他们负担不起。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虽然能够从王室领地和专卖公司中取得很大一部分收入，但如果不靠三种“特殊”的收入来源，即掠夺萨克森和梅克伦堡这样的邻国，以及在1757年后从它富裕的盟邦英国那里得到津贴，也应付不了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和七年战争的巨大开销。对于效率不高、权力分散的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支付战争费用更是一个大问题。很难相信在俄国和西班牙情况会好多少。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除了进一步压榨农民和贫穷的中产阶级外，开源增收是没什么指望的。由于旧制度下的许多阶层（例如匈牙利的贵族，西班牙的僧侣）都要求免税，即使发明了巧妙的间接税、货币贬值和印刷纸币，也还是难以在和平时期供养分工复杂的军队和宫廷。所以战争的爆发就迫使各国采取特殊的财政措施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增加对西欧金融市场的依赖，或者是更加依赖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直接接济。这些钱便可用于收买雇佣兵和军需品。“没有钱，就没有瑞士雇佣兵”可能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们的一个口号，但直到腓特烈和拿破仑时代，这仍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决定列国在18世纪各场战争中命运的总是财政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仅此一点并不能阻止联合省从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跌落下来。相反，俄国虽然经济落后，政府资金相对匮乏，但该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和实力却与日俱增。要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有必要给予第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地理对国家战略的影响——给予同样的重视。
二 地缘政治
由于欧洲列强政治固有的竞争性，以及贯穿于整个18世纪各国之间同盟关系的不断变动，敌对国家常常从一场冲突到另一场冲突时遇到截然不同的情况，有时是极为变幻莫测的命运。秘密条约和“外交革命”造成列强之间组合的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极大地依赖其外交家的聪明才智，更不用说武装部队的效能了。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某一特定国家是否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还是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是同弱小国家接壤呢，还是同强国接壤？它主要是陆上大国呢，还是海上大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切又给它带来何种有利因素，何种不利因素？如果它想退出战争的话，能否轻易地从一场中欧大战中脱身？它能否从海外获得额外的资源？
联合省在这个时代的国运兴衰是说明地理因素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在17世纪初期，它具备了国家发展的许多要素，诸如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陆军训练有素，海军实力雄厚，而它的地理位置当时也看不出对它有何不利之处。恰恰相反，纵横交错的河网为它对付西班牙提供了天然屏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濒临北海，又为它利用富饶的鲱鱼资源提供了通路。但一个世纪之后，荷兰面对几个强敌，却在保卫自己的困境中挣扎。自从克伦威尔的英国和柯尔培尔的法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后，荷兰的商业和航运就受到了打击。不论特隆普和德·吕泰尔那样的指挥官战术指挥才能多么杰出，在对英国的海战中，荷兰商人或者不得不闯过两翼受敌的英吉利海峡，或者不得不兜个大圈子，绕过波涛汹涌的苏格兰，而这条路线（像他们捕捞鲱鱼一样），在北海仍然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盛行的西风助了英国海军将领们一臂之力，而荷兰沿岸的浅海，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吃水深度，从而限制了战舰的吨位和火力。同样，它同美洲及印度的贸易也越来越暴露在不列颠海军的炮口之下。它在波罗的海的转口贸易，曾是它早期崛起的支柱之一，也一样被瑞典人和沿岸的其他对手所削弱。尽管荷兰可以暂时派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受到威胁的某地重振雄风，但它对长久维持远海的广泛而脆弱的利益还是束手无策。
从17世纪60年代起，荷兰在陆上的弱点就暴露在路易十四法国的威胁之下，这使荷兰处境更加艰难。由于这一威胁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荷兰被迫扩充自己的陆军（到1693年实力为93 000人），并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守南部边界的要塞中去。这从两方面耗尽了荷兰的力量：它使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开支，从而造成战债和利息支出的螺旋式上升；提高消费税和工资，削弱了本国商业的长远竞争力。荷兰在战争时期遭受大量的人员损失，而在整个这一时期，荷兰人口反常地停滞在200万人上。由于这个缘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期间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当马尔伯勒执意派遣英荷联军对法国的正面防线发动浴血进攻而造成人员的惨重损失时，荷兰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恐。
1689年由威廉三世所缔造的英荷联盟同时起了双重作用，它既挽救了联合省，同时又是促成它作为一个独立大国衰落的重要因素。这同两百余年后的“租借法”和英美同盟如出一辙。它们既挽救又削弱了当时在马尔伯勒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生存而战的不列颠帝国。在1688年和1748年之间对法国的数次战争中，荷兰都感到资源不足。这对它意味着必须把防务开支的3/4用于陆军，因而忽视了舰队。而英国却在海上和殖民活动中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并从中捞取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简言之，当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兴旺发达起来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却倒了大霉。由于英国不顾荷兰要保持同法国商业联系的意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