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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不顾荷兰要保持同法国商业联系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经常竭力阻止同法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就使荷兰商人损失更大。这也反映出联合省在整个这一时期是多么深地卷入（因而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和金融往来。而英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到七年战争时期联合省宣布保持中立，也没有帮它多少忙。因为骄横的皇家海军拒绝承认“自由商船，自由货物”的原则，决意要封锁法国，阻止其用中立国船只进行海外贸易。英荷两国在1759年间就这一问题所发生的外交纠纷，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又多次发生，并最终导致两国1780年以后的公开冲突。这些冲突丝毫无助于英国或荷兰的海上贸易。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荷兰人发现他们自己愈加陷进英法两国的夹缝中间，受到普遍赖债的损失，受国内分裂的影响，同时，在它既无法避免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世界竞争中，丢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金融上的精明强干以及对“剩余资本”的依赖也是无力回天的。
与此相类似，法国在更大程度上由于它是海陆混合型国家而在18世纪吃尽了苦头。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于大陆上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要用于海上和进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战略上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显。法国的力量坚固地建立在固有的物质力量上：广袤又比较单一的领土、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约2 000万的人口，这允许路易十四把他的大军从1659年的3万人增加到1666年的9。7万人，进而扩充到1710年的35万人。太阳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建立在欧洲大陆传统之上的：通过在南部打击西班牙，向北向东夺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易受攻击的联系地带以及德意志的领土弗朗什…孔戴、洛林、阿尔萨斯、卢森堡和南尼德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
当时由于西班牙已精疲力竭，奥地利忙于应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而英国起初保持着中立或友好，路易十四在外交上得以赢得20年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法国贪婪的胃口激起了其他大国的不安。
法国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部分是一些大国已有的领土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妨碍。例如，进攻尼德兰南部（由哈布斯堡王朝占有），就要进行艰苦的战斗通过布满要塞和河流的地区，这不仅要招致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反击，而且会招致联合省和英国的反应。法国进攻德意志领土的道路也是荆棘丛生：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边界防线，但法军的交通线却要长得多，同时还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敌国同盟，即奥地利人、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是从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继承英国王位后），还有普鲁士人的同盟。即使到了18世纪中叶，当法国想要挑选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奥地利或是普鲁士作盟国时，这一联盟的必然结果便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站到法国的对立面，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将竭尽全力争取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以便挫败法国的企图。
不仅如此，法国同海上大国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要把它的力量和注意力从大陆上分散开去，这样就使其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更难取得胜利。一方面要在佛兰德、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下加拿大和印度洋作战，法国在这两个战略抉择之间摇摆不定，经常导致它“两头落空”。虽然法国历届政府从来也不情愿在财政上做出向英国皇家海军优势挑战所必须的最大努力［4］，但还是要拨出一部分资金给海军。如果法国是一个单一的内陆国家，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加强其陆军的。只有在1778—1783年的战争中，法国支持美国人在西半球的反叛，同时又放弃了对德意志的任何军事行动，法国才得以羞辱它的英国对手。而在其他所有战争中，法国从来没有能够在战略上集中于一点，结果饱受损失。
总之，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法国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列强的多极体系。只有当大革命改变了它的国力，而后被雄才伟略的拿破仑恰当地动用起来以后，法国才得以让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里对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暂时的。任何军事天才都无法保证法国对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面对几个潜在的劲敌，这个地理战略上的问题并非只困扰着法国。不同的只是因为法国自己反复的侵略和长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德意志大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因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处理同样棘手的问题。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务。他们管辖的形状极不规则的领土联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后的尼德兰南部，参看地图5），再加上其他强国同这些领土所处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国的遗产，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使尽浑身解数。若要扩大这份遗产就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还需要吉星高照，也许两者都不可缺少。
这样，虽然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显示出哈布斯堡的军队全面加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但同日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耗尽了维也纳在这些时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说，当1683年土耳其人兵临帝国首都城下时，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对法国保持中立，虽然就在同一年发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并”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挑衅事件。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稍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时期，由于维也纳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强大反法联盟的一员，它此时顾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么显著。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这个矛盾也并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对外既要在欧洲保护其总体利益，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又要在德意志内部特别加以防范。18世纪晚期的许多战争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都更加变幻莫测。至少从1740年普鲁士夺走西里西亚省之后，维也纳在制定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得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变得空前复杂：要在德意志内部阻止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国的援助，并更经常地在东方请求俄国的帮助。但是法国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还时常需要英奥联盟加以钳制（例如1744—1748年间）。此外，俄国的步步崛起也是一个新的麻烦，特别是当沙皇的扩张威胁到立足于巴尔干领土的奥斯曼人的时候，因为维也纳也觊觎着这片土地。最后，当拿破仑帝国的挑衅威胁到欧洲所有其他列强的生存时，哈布斯堡帝国为了同法国霸权作斗争，除了参加任何可以利用的强大同盟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奥地利的弱点，在18世纪初反对路易十四的同盟战争和18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中，也许反而不如在这之间的那些战争冲突中暴露得更充分。特别是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最能说明问题，它向人们表明：虽然这一时期在哈布斯堡领土上进行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改革，维也纳仍不能战胜另一个比它小的德意志国家，后者在军队、收入筹集和官僚机构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要有效得多。此外，非日耳曼国家，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清楚，它们既不希望奥地利消灭普鲁士，也不希望普鲁士吞并奥地利。从更大的欧洲范围来讲，哈布斯堡帝国已降为准一流大国，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18年。它当然还没有跌落到西班牙和瑞典之类国家的地位，并且避免了落在波兰头上的命运。但是，由于它权力分散，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维也纳历届政府要把它变成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次次地成为泡影。然而，要说奥地利已进入穷途末路还为时过早。正如奥尔温·赫夫顿所说，“奥地利帝国坚持拒绝趁机解散（对一些人来说简直是违反常理）。”这说明它仍然具有潜在力量。每一次灾难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又一轮改革，即所谓“重建”。尽管维也纳在着手进行改革时总是困难重重，但帝国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潜力。每一个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历史学者，对于1792—1815年近24年间面对法兰西帝国势不可挡的大军时，奥地利的军事抵抗所显示出的顽强，都会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解释。
普鲁士的情形，在地理战略上同奥地利十分类似，尽管他们国内情形大不相同。普鲁士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北部德意志最强大王国的原因是尽人皆知的，这里只需要列举一下：大选帝侯（1640—1688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等三位领袖的组织和军事天才；由容克贵族充当军官、花掉国家赋税收入4/5的一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大军；建立在规模广大的王室产业以及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基础上的相对的财政稳定；雇佣外籍士兵，任用外国企业家；以及在军需总监领导下闻名于世的普鲁士官僚机构。而且，普鲁士生逢其时，正赶上瑞典的崩溃和动乱不安，混乱而衰微的波兰被瓜分豆剖，而维也纳在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又被一场场战争和哈布斯堡帝国王位继承问题搅得狼狈不堪，这些都是的的确确的。因此，如果普鲁士国王们能抓住良机的话，实际上有许多绝妙机会在等着他们。不仅如此，在填补1770年后北欧出现的“权力真空”时，普鲁士还从它与其他大国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上获益匪浅。俄国本身的崛起，有助于牵制（或削弱）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而法国又远在西方，通常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法国有时还可以作为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同盟。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大举入侵德意志的话，法国就很有可能遭到哈布斯堡、汉诺威（因而还有英国），可能还有荷兰以及普鲁士的反抗。最后，如果这一联盟失败，普鲁士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同法国握手言和。对于柏林来说，反法联盟有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须参加。
普鲁士的早期国王们拥有外交和地理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他们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夺取被一些人称之为东部工业区的西里西亚，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军事经济实力。但是当外交关系不再那么有利时，当腓特烈大帝强大的邻国决心对他的狡诈进行惩罚时，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实际力量的不足，它有限的版图和人口的弱点在七年战争中就暴露出来了。仅仅由于普鲁士国王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不屈不挠的努力，加上他的敌人之间缺乏合作精神，才使腓特烈面对可怕的“包围”得以侥幸逃脱覆灭的危险。但是这场战争使普鲁士在人力物力上都损失惨重，加上18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军队固步自封，逐渐僵化，柏林根本无力抵抗以后来自俄国的外交压力，更不用说抵抗1806年拿破仑的大胆攻击了。即使晚些时候由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军事改革家领导的重建工作，也无法掩盖其1813—1815年间仍然虚弱的国力。军事上，它那时已经处在俄国的下风。经济上严重依赖来自盟国供款者英国的津贴。它独自还是对付不了法国。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王国像奥地利一样，在一流大国的行列间排在末席，并且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和军事变革以前都是如此。
与上述国家比较起来，两个遥远的大国，俄国和美国，相对说来固若金汤。它们没有18世纪困扰中欧国家的战略上两面临敌的困难。的确，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有一条“支离破碎的疆界”要防守，但无论美国穿越阿勒格尼山脉和大平原的扩张，还是俄国跨过亚细亚平原的扩张，都没有遇到军事上发达的国家对其后方基地造成威胁。它们各自在同西欧打交道时，都享有相对单一“战线”这样一个优势。它们谁都可以向一些已确立其地位的大国挑战或者至少造成一种牵制。同时两国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