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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自身解体，其前盟国陆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从现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国将是唯一的世界领导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下半叶，谁会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是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在西方，康德、马克思、威尔逊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愿景的代言人。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曾表达过对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3］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
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但谁也说不好究竟会在哪年哪月实现这一愿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人们无法否认和拒绝的现实，总的来说它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平衡和制约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机制。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所以说，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行规范和制约，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快慢不同，“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们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二、大国悲喜剧
所谓“大国的悲剧”，主要不是说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霸权国家”最终都会失去霸权（美国是否也会如此尚待观察），而是说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谓“大国的喜剧”，是指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兴大国，应当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基辛格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5］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
在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个主要挑战者，也是失败者。
德国与美国不同，当它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依靠强大陆军打破欧洲均势，建立说一不二、不容英国插手的独霸地位。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前期还有俄国）的联合力量打败后，德国的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再次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失败者。
两次大战间的世界秩序可以称作“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德国主要挑战其中的凡尔赛体系，日本则是挑战其中的华盛顿体系。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要挑战的是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它通过甲午之战打败了清帝国，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首要的障碍。但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它在中国取得独占地位，先是“三国干涉还辽”，即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于1895年4月23日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劝告”日本放弃它根据《马关条约》所得到的辽东半岛，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三千万两。然后就是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会议的两个主要文件都是针对日本的，“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行政自主与门户开放，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把日本钉死在二等海军强国的位置。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在英美双头领导格局中是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日本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白种人的霸权”，建立“东亚新秩序”——所以当美国动真格的，以石油禁运惩罚日本侵华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此前，日本在西方列强不干预的情况下打败了清帝国，在缔结“日英同盟”的情况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而这一次它联合其他挑战者（德国、意大利），颠覆既定的世界秩序，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把前面几次战争的战利品（台湾、朝鲜、旅顺、南满铁路、太平洋岛屿）也统统赔了出来。
斯坦利·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认为，在二战后的全球范围内，有三个秩序结构：（一）审时度势的秩序，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的博弈规则；（二）联合国；（三）经济秩序，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6］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雅尔塔体制、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和布雷顿森林体制。雅尔塔体制是军事实力的直接反映，苏联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联合国范围内，苏联早期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只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少数几个伙伴。在经济领域中，美元是硬通货，在苏联阵营中同样是香饽饽，而卢布是软通货，只能作为经互惠国家的结算货币。因此严格地说，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并非“双头领导格局”，而只是核毁灭前景下并不对称的恐怖平衡；苏联也不具有世界领导国的心态，而是继续扮演其挑战者、革命者的角色。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7］他实际上已经预言了苏联的最后失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仅靠增加核导弹、核潜艇、航空母舰和坦克的数量，是不足以保持世界领导权的。
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将世界领导者与挑战者关系的研究从一个世纪延伸到五个世纪。该理论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另一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与世界领导者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它们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莫德尔斯基从上述世界“领导者—挑战者”的历史图式中总结出三条规律性的东西：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革国际体制。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是以局部的、暂时的代价换取更广泛、更经久的利益。［8］
领导权的禅让
世界领导权的和平禅让，历史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世纪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美国究竟采取了哪些战略，使自己顺利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时殷弘在总结了美国的历史经验后，提出了可供中国参考的三大战略：自助、不出头、搭车。［9］
“第一是传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