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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把自己关闭在研究室里的小天地里，加之美帝国主义的欺骗，使得
他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陈洪友在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上基本和凌士湘
一样，但性格上比较随和、世故和圆滑，至于江道宗，情况就有根本的不同，
他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最深，极端崇拜美国，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他和美帝国主义有政治上的勾结，一贯仇视革命和进步力量，直到解放以后
他还暗中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他披着学者的外衣，实际上却是美帝国主义
政治上的代理人。
《明朗的天》发表和演出以后，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剧本在艺术上也有不少优点；但是曹禹同志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虚心
地听取了各方面读者和观众的意见，对它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思考。他说
他很愿意把自己思考的初步结果告诉记者，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对《明朗的
天》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研究当前戏剧创作的参考。
首先主要人物凌士湘的描写，观众一般地都认为是真实、生动的，但同
时他们还感到不满足，尤其是和曹禺同志过去的创作相比，他们都认为这个
人物的性格是可以写得更深刻的。凌士湘性格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一点，是
他脱离政治，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认识不清。问题在于：凌士湘的
这种脱离政治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脱离政治有什么不同呢？凌士湘长期生
活在医学院这个充满种种罪恶的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的思想性格起了怎样
的影响？
曹禺同志认为凌士湘这个人物的根本问题是被写得太理想化了，和他所
生活的环境不大协调，似乎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为了便于研究这
个人物，他还对记者详细介绍了协和医学院解放前许多用病人作实验的血腥
事实，例如剧本《明朗的天》里描写的老工人赵树德夫妇求医的这个情节，
实际的事情比剧本所描写的要残酷可怕的多。仅仅脑炎科的帝国主义分子雷
曼，在一百九十三天里就曾经在六十九个中国人 （四十九个精神病患者和二
十个用铁钱买来的健康的人力车工人）身上作过抽风药的实验。有一张电影
短片 （据说因为照得不好才被留在协和医学院而没被美国人带走），记录着
两个被注射抽风药的人在病床上剧烈抽风的痛苦景象，据目睹这种惨状的工
友说，抽风的人痛苦得把病床上的铁条都弄弯了，被汗水湿透的被子可以拧
出水来。此外，如用装满虱子的匣子绑在病人手臂上作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的
实验，用活的梅毒螺旋体接种在病人身上，等等，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
奇的。协和医学院教授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
绍美帝国主义分子怎样利用中国的饥荒，雇用了两万个穷苦人民作试验品的
情况。他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我们用老鼠做试验，还没有这样多。”在
美帝国主义分子看来，中国人是还不如老鼠的。
很显然，题材所包含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但是，曹禺同志在处理凌士
湘这个人物时，却把他写成了仅仅严重的脱离政治，而不知道美帝国主义分
子贾克逊用病人作实验这件事，而且他自己也反对用病人作实验；至于对其
他一些人物如贾克逊的帮凶尤晓峰和孙荣等，作者的揭露和批判也不够尖
锐，避开了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其结果就必然会削弱人物性格的鲜明性，降
低作品的思想深度。
其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据曹禺同志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马克
思主义修养和生活体验不够，没有力量来处理这样尖锐的矛盾，只好另外找
了一条比较方便的路子走。他当时考虑到：如果把凌士湘、尤晓峰写得“太
坏”，把现实生活中旧的丑恶的事实揭露得太多太露骨，到后来要写出他们
思想转变的令人信服的过程就会感到非常棘手；虽然他也清楚地知道：作为
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应该大胆地揭示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对于丑恶的事物
应该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只有充分地揭露了这些人物在旧社会里的丑
恶，一旦当他们在新社会里在党的教育下得到思想转变，这才能更有力他说
明新旧社会的不同，说明党的英明伟大。曹禺同志说，许多剧作家，包括他
自己在内，都在处理人物的思想转变时感到困难，认为这是剧本创作中最难
解决，但又是必须很好的解决的问题。正因为这一缘故，他们常常在揭露这
些人物的丑恶时心怀顾虑。不敢放手地让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让他们
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思想、行动，却由作家来支配，指使和限制他们，使
他们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
至于江道宗这个人物，曹禺同志认为也还可以写得更深刻、更丰富些。
他说他也曾经努力想从思想上、从灵魂深处去揭露他、批判他，但是并没有
能够提高到人生观、世界观上去很好地考察他，对他在政治上反动活动的严
重性也估计不足。特别是经过近半年来全国人民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曹
禺同志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敏感有了很大提高，对这种人物认识得更清楚了。
曹禺同志最近正在准备着手修改《明朗的天》，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
把江道宗改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描写他在解放后一直和美帝国主义保持密
切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曹禺同志所以要这样修改，他倒不是由于主观愿
望硬要这样来改造江道宗，以配合今天的斗争，而主要还是由于人物本身的
性格规律这样规定了的。事实上，作为描写江道宗这个人物的模特儿的那个
大夫，本来就是一个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曹禺同志所以没有按照实际的
样子处理江道宗，首先是因为他并没有把江道宗这样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
凌士湘这样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开来，他恐怕这样子处理江道宗
会引起某些知识分子的误解和疑惧，影响党对他们的团结和改造。同时他对
文学的典型性，也和当时许多人一样，认识上有些模糊，以为江道宗这样的
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比较个别的，因此是不典型的。现在事实已经证明，
江道宗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知识分子中间决不是不典型的，他正是“最充分、
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
曹禺同志对于党委书记董观山这个人物的创造最感不满。董观山的性格
很不显明，缺乏饱满的血肉。作者极力想把他写得亲切、诚恳，但他却缺乏
布尔什维克应有的战斗热情。董观山初到医学院时，他和这个环境之间的矛
盾本来应该是十分尖锐的。这些为美帝国主义所培养，并为美帝国主义者服
务的教授、学生们，必然会用怎样的一种眼光和态度对待这位共产党的代表
呢？而董观山这个有另一种阶级感情的共产党员对于这个如此丑恶的环境又
会有怎样的思想情绪呢？党交给他的任务又将怎样在这个环境里实现呢？所
有这些，剧本并没有突出地描写出来，而我们所看到的主要只是：董观山如
何来往在大夫们中间，温和地劝导他们，帮助解决某些思想上的问题，批判
一下运动中某些党团员的急躁冒进情绪；他的言谈多于行动，待人处世四平
八稳，既没有非常强烈的爱，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恨。曹禺同志还告诉记者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由于他没有把握应该怎样处理董观山对江道宗的态度，所
以在整个剧本里，他一直避开了让他们两个人直接碰面。
曹禺同志说，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是否从理论上知道创造正面人物的重
要，也不在于他在实际生活中曾经和多少正面人物有过一些接触和来往，而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否已经达到了人物那样的高度，能够用他们的
眼睛观察世界，用他们的思想情绪考虑和处理问题。曹禺同志认为董观山这
个人物写得不好，这与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布尔什维克应有的战斗
品质有直接关系，他不能完全体会董观山这样的人对许多事情的思想活动和
采取的态度。他描写这个人物时曾碰到许多困难，他不得不一再找一位做大
夫的常委书记帮助他共同商讨和解决。剧本里董观山的某些谈话，甚至于就
是那位常委书记的谈话的如实记录，这种亦步亦趋地尾随在人物的后边，如
实把他的谈话搬到作品中的办法，自然不是最好的办法。
曹禺同志在每次谈话中都一再强调作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
思想的重要，他说他在《明朗的天》的这次创作中更有深切的体会。他认为
这个剧本所存在的创作上的问题和他在创作中碰到的某些困难，归根到底都
是由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高，缺乏深刻地分析和研究生活的能力，
曹禹同志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文联举办的辩证唯物主义讲座很好，对作家的
思想和创作的提高很有帮助。他建议中国文联经常能举办这类帮助作家进行
系统学习的讲座，因为提高政治思想，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
文学艺术的水平是不可能迅速提高的。
《明朗的天》的能够写成，曹禺同志认为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许多同志
（包括许多一般的读者群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这个剧本不管它现在的成就
如何，他认为假如不是今天这样的新社会，假如不是党的指导和帮助，他是
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曹禺同志曾访问了好几个医院，
每个医院从党和行政的领导同志，到一般工作同志都对他表示热烈欢迎，热
情地为他提供许多材料，把它当成自己的工作一样。写作过程中，许多党内
负责同志对他的帮助，使他更加深刻地感到党对文艺事业的关怀。曹禺同志
一再地说，他在这次创作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创作属于人民这句话的意义。他
认为《明朗的天》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他只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这
与他过去在旧社会时从事创作，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写，是完全不相同的。也
正因为这样，他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必须把作品写得更好、更深刻，
以不辜负党和群众对他的殷切期望和帮助，曹禺同志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
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我们今天生活在新中国的作家这样幸福，这样受到尊敬
和重视。他说，解放后最近几年来，他时常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迫切地
想把心里的东西写出来，他要用自己的全部热情来歌颂党和今天的新社会。
由于在《明朗的天》的创作中所得的经验，他相信自己今后写的作品是可以
更好些的。
一九五五年八月
（原载《文艺报》1955 年第17 期）
曹禺同志漫谈《家》的改编
《家》是曹禹同志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剧本，最近又由中国青年
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获得观众的欢迎。记者为了了解曹禺同志改编《家》
的情形，特地到他家里去，请他谈谈改编的经验。
曹禺同志很谦逊地说，《家》这个剧本不大忠实于原著，他觉得这一点
是对不起原作者的。《家》的改编是在一九四○年开始的。他和巴金是好朋
友，他喜欢巴金的小说，所以决定将他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改编，他觉得剧
本在体裁上是和小说不同的，剧本有较多的限制，不可能把小说中所有的人
物、事件、场面完全写到剧本中来，只能写下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他读巴
金小说《家》的时候，引起思想上共鸣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当时在生活
中对这些问题有许多感受，所以在改编《家》时就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
个人物的关系作为剧本的主要线索，而小说中描写觉慧的部分，他和许多朋
友的进步活动都适当地删去了。觉慧的朋友张惠如等人都没有出场。小说中
兵变和学潮的描写，在剧本中也是作为背景来处理的。因此《家》原著着重
描写觉慧这个人物对封建家庭的反抗，写他的革命热情；而剧本《家》着重
突出反封建婚姻的这一方面，描写觉新、瑞珏和梅小姐这三个善良的青年在
婚姻上的不幸。
曹禺同志说，改编应该也是一种创作，需要有生活和自己的亲身体会，
原封不动地照抄原著的对话和场面是写不好的。如果自己不熟悉生活，只根
据小说中提供的生活来改编剧本也是不行的。改编《家》时没有把小说中所
有的人物、事件都写在剧本里，没有写觉慧和他的朋友们的进步活动，除了
因为考虑到戏剧体裁上的特点之外，也是因为对这些生活不熟悉。
为了着重描写觉新、瑞珏和梅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