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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点点头，说道：“我毫无疑问地绝对相信与钦佩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杜勒
斯国务卿的反共立场和决心，我们在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方面会
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兰金说：“我们近三年来合作得很好，今后会合作得更好。”
蒋介石望着兰金：“大使先生，请你这次回华盛顿转告贵国总统与国务卿，我
们期望尽早开始缔约谈判。贵国已经分别同日本、菲律宾、南朝鲜签订了同盟条约，
唯独还没有与台湾签约，这就使反共的防线上有空缺的一环。我通过你这次回国正
式转告，台湾方面准备满足贵国的要求，即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必须征得艾森
豪威尔总统的同意。”
兰金听了，微笑着答应了，但内心却有些惊异。他觉得，美国代表与中共代表
在日内瓦的接触，本来是无意损害台湾国民党的，但艾森豪威尔无意中下了一步棋，
却迫使倔强的蒋介石作了让步。
不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一个取名为“神渝”的方案，以台湾地位未定为
前提，旨在制造“两个中国”。这一方案由新西兰出面在安理会提出后，立即受到
海峡两岸的猛烈抨击。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是冤家对头，但对“神谕”方案所持的
基本立场却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2月2日，杜勒斯和叶公超代表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即使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文件，在杜勒斯鼓动他承认“神谕”方案时，他
仍然拒绝了，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容动摇。他说：“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
中华民国不能割裂，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16年以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期间，
与周恩来总理为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进行会谈讨论，在台湾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相
让，因而陷入僵局，成为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当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时，他将助手洛德扯离座位，到会议
厅的一个角落去商量了好一会儿，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重新入
座后，对周恩来说：“我方的提法换成这样：‘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
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周恩来将这句
话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笑容，称赞道：“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
发明。”
基辛格事后承认，这句话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摘自美国国务院50年代的一
个文件，那个文件记述的就是杜勒斯所策划的“神谕”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的经过。
再说1954年12月初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时，解放军正在紧锣密
鼓地准备以一江山岛为首要目标，进攻大陈列岛。担任总指挥的，是浙东前线指挥
部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
有了美台条约，解放军还执行不执行用兵计划？美军会不会真按条约出动协防？
不能不引起中共决策者的重新考虑。
毛泽东认为，虽然条约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但它不会
因为大陆沿海几个岛屿就同新中国继在朝鲜较量后再打一仗，因而对美国焙耀武力
既不必害怕，也不可以示弱。而且此时用兵，既可以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又可以
向蒋介石猛击一掌，告诉台湾当局，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这
个条约是护身符。
毛泽东再次确定攻打大陈的决心后，让中央军委指示浙东前线指挥部：在避免
与美军冲突的前提下坚决攻击大陈和一江山岛，攻击时间推迟至翌年1月，攻击目标
不限于一江山岛，只要发现其设防薄弱的岛屿，我又有攻占之绝对把握，可一举攻
占。
1955年1月17日，张爱萍进入一江山北面的头门山岛前线指挥所。
1月18日，一场典型的三军联合由岸至岸登陆作战打响了。
美军驻大陈首席顾问华尔顿说：“共军攻击一江山，使用在这个小岛上的火力，
竟比韩战中还要猛烈。”
他向上级建议：“今后大陈的防务，已无法确保，应该撤出大陈。”
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加上空中轰炸的优势，大
陈已经指日可下。台湾当局国防部长在台北急访美国兰金大使，要求第七舰队介入
大陈战斗，还要求美国空军给大陈岛守军以空中支援。艾森豪威尔要求蒋介石放弃
大陈等岛，美国提供海空掩护让大陈守军撤退。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杜勒斯将
此事通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其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
于是，毛泽东于2月2日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信：
彭德怀同志：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
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再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不可能以更多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直到1952
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
题才又被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考虑到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
开始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
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
作。”
8月15日，周恩来在宴请外国客人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
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
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
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
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
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
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中国人民
有权用一切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决的方法。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
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
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
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
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
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
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
体的也好，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湾的方针和
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
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
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
给以应得的奖励。”
为将中国共产党对台的新政策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
有关人士时，请他捎话给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
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
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手里，他
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到了6月，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
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
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
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10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士。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
祖国，“一切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
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
“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
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
周恩来还作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
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
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
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
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
责人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
意照顾。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
大宴会，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
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
国共合作”。
后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
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
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
搞三民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蒋介石？主要在于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毫
不含糊的。
此后，对台湾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效，不少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或
在中共中央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和平统一
的支持和向往。蒋介石等人虽然仍是疑心重重，总的说来取抵制态度，但也通过各
种秘密方式试探性地与大陆方面进行接触。不过，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立刻往回
缩。
却说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章士钊在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加
新政协工作，建国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他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
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
民日报》刊登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
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发言后，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
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
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