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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这次要李红旗再担负起冲床车间的管理。
冲床车间就是把铁皮冲成玩具胚子，一半的金鱼，一半的公鸡，一半的蛤蟆。这是个细活，又是个韧活，容不得出错，出错了就是废品，就没有用了。所以，冲床车间都是女工。李红旗觉得奇怪，问，女工也不自觉？厂长说，现在的女工都不愿意做夜班了，都想提前回家，拦也拦不住。李红旗说，你拦不住，我还拦得住的？我又不是三头六臂的门神。又说，男工不听话，我还可以动动武，揍他们一顿。女工要回家，我有什么办法，我要伸手拦她们，她们“非礼啊”这么一叫，我还能做人？厂长说，她们的问题其实就是个安全问题，她们怕的是走夜路。这条路，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你，正好夜路怕你。李红旗想想自己在厂里的角色，不禁也笑了起来，在抛光车间，他是修理他们的“打手”，在冲床车间，他马上又要变为护送她们的“保镖”了，都和名气有关，都和力气有关。但李红旗心里还是舒服的，因为这里面透着厂长的器重和欣赏，甚至还有厚爱。
西山这条路李红旗是知道的，当时所有的路都一样，都是“危机四伏”。一是没有路灯，天暗路也暗了；二是路上有人搜身，名义上是搜身，实际是摸奶，口袋摸摸，顺便把胸口也摸一把去；三是路上经常有露阴癖者躲在角落里，待女工走近，冷不丁的跳出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三样每一样都和女工过不去，都好像是专门对付女工的，都吓得她们胆战心惊。
在抛光车间，李红旗利用夜餐费管理童工。在冲床车间，李红旗因地制宜用这些来管理女工。他会对女工说，你们要听话啊，要好好干，不然，我等会儿还有事啊，夜里你们自己回去。这句话和夜餐费一样有效，又是制约又是激励，女工们一个个都乖乖的。下了班，收拾好，她们都等在传达室里。等什么？等人多势众，等聚集起来的胆，但主要还是等李红旗。大家顶着夜色，靠着李红旗的一路招呼，一路呵斥，像通过封锁线一样，噼哩啪啦的往城里走。
但很快，李红旗发现，女工们的“早溜”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另有去处。
冲床车间的冲床一溜儿排开，冲床开起来的时候，像一个庞大的乐队在演奏，仔细听，节奏还很不错。李红旗置身在冲床车间，深感到生产的意义，生产的快乐。但是，他也发现一溜儿排开的冲床上，经常的会像掉牙一样缺人，有时候缺戴妮娜，有时候缺巫媚香，李红旗问她们去哪儿了？有说天热，换衣服去了；有说尿急，舒畅去了；都是些男人不可去查看的内容。后来老等她们不来，李红旗才知道，她们跑出去信耶稣去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去的地方，能去信耶稣，李红旗觉得她们也和自己一样，还算比较自律的，已经不错了。但她们已经影响生产了。
工厂的对面弄堂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点。李红旗去看过，那实在是一个意思意思的聚会点，二十平方的农民小屋，挤了三十来个人。他们在那里老实地聆听来自天国的福音。
前面说过，李红旗的家教很严，与其家教相配套的还有，他祖母信耶稣，这就更强调了家里文明的气氛。一般信耶稣的信徒顶多也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做做普通文章，但李红旗的祖母不是。她的信奉是有程度的，有质量的，除每日坚持的三祈五祷外，她还一直沿袭着站着读《圣经》的优雅习惯。李红旗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祖母去做礼拜的情形。那些神奇的地方，那都是些响当当的去处城东的柯医生家，那是个老式的花园别墅；还有府前的银林牧师那里，他家里有一处洗礼池，每个月要进行一次施洗。耳濡目染，长此以往，李红旗对耶稣也是耳熟能详的。
现在，李红旗等于是把耶稣重新捡了起来。他想去参加那些女工的聚会，想和她们打成一片，这样他才能去影响她们，最终把她们争取过来，达到管理的目的。李红旗没有去想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夺，他只知道自己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不能因为他的管理不善而让生产停顿起来。于是，他跟那个聚会点说，我可以给他们讲讲道！这里的聚会点本来就是比较简单的，没有“等级”和“规格”，水本来就很浅，也没见过严格意义上的讲道，属自发性质的相互勉励。所以，听说有人要过来讲道，很高兴。
这可不是开玩笑，像打战立下了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此，李红旗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材料准备。李红旗的家里有许多“培灵”讲道的书，都是他祖母像宝贝一样收藏的，他就选取了其中的一篇，是多年以前一位叫陈彼得的牧师在厦门讲过的，叫《我们愿意见耶稣》。李红旗像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备课一样把这篇东西重温起来。
李红旗没想到自己在聚会点里也是那样镇定自若，这得益于他曾经在社会上的历练，和扳手过招相比，这样的场合实在是太“和风细雨”了，根本值不得一提。他拉开架势，先带领大家唱一首赞美诗：想主在十字架鲜血淋淋，满身受了伤痕刺痛我心，主爱长阔高深，引我归向父神，主啊祢替我死，我蒙主恩……赞美诗是这类歌曲的总称，不一定都歌功颂德，像这首就唱得唏唏落落，委婉凄凉。接着李红旗就开始讲道，他引用了《新约》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段话作为开篇，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见耶稣……李红旗把道理从这句话延伸开去，立意放在“愿意”上，提出了一个态度问题，说不是从心灵出发的事情，一般都很难做好。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最后，他还为这个聚会点做了一段祷告，大意是，愿十字架永远驻守在这个小屋，愿宝血在这里得胜……一切都是按照城里的要求和规格。在西山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听到过这么正规的讲道？心悦诚服的同时，那些女工也跟着李红旗叭嗒叭嗒的回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冲床车间的女工再也不脱岗乱跑了，她们非常听话和守时，努力勤勉地生产。她们要听道信耶稣，李红旗就给她们讲一课，李红旗把这个作为收买和征服女工的手段。当然，他不会把车间变成聚会点，他是车间的管理，这个度，他还是能够把握的。
西山这个厂李红旗呆了三年，根基很牢固。厂长对他很信任，因为他忠实地执行着厂长的指令，维护着厂长的尊严，既稳定了生产，又发展了生产。工人们对他也很拥护，因为他能在细微之处体恤他们，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总之，工厂前景很好，工人很有奔头。
1978年，上级局准备给厂里的工人转正。大家都是临时工，即使名义上是新招工，其实也是临时的，只是在两块五的粮补上稍稍有点区别。现在大家要转正了，大家都很高兴，用奔走相告来形容这件事，一点也不过分，好像这辈子甚至下辈子吃饭的事情就这样落实了。
但仅仅过了一天，大家灿若桃花的脸颊又苦丧了起来，原因是转正的文件里有这么一个精神，对大家很不利，弄不好会把大家的前途断送了。精神说，如发现有“假农民工”现象，转正一律停止。这可如何是好？
“假农民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厂征了一亩地，搭了两个农民工。农民工在厂里优惠得很，像老爷一样作威作福。他们若不来上班，工资还不能扣他们的，他们要是想上班了，工种还得让他们挑。主要还不是这些，关键是他们的工资高，高得吓人。高到什么程度呢？五十七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厂长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把自己的亲戚当农民工安置到厂里，拿农民工工资！这和李红旗比起来，已有很大的差别，和那些临时工比，悬殊就更大了。要是在平常，工资多点少点也就算了，但现在，这悬殊威胁到了大家的转正！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抛光车间的童工们情绪明显低落了，又自由散漫了；冲床车间的女工们又像掉牙一样脱岗了，不知跑哪儿去了。大家把自己的担心反映到李红旗那里，要李红旗出来主持公道，说李红旗，你是厂长的红人，厂长会听你的，你去和厂长说说吧。又说，李红旗，你是有影响的人物，是硬码的人，你说话有力，你会替我们说话的。李红旗虽然比较“社会”，也有所谓的“劣迹”，但心还是比较纯的，他觉得这么多大家看得起他，他就应该仗义执言。而这时，家教也像发酵一样起了作用，家教的精髓是诚实和正直，他觉得厂长在这件事上就是不诚实和不正直，做人要硬码，要敢于承担，为了大局的利益，做错了的事先搁一搁又怎么样。这样想着，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和厂长好好的“坦一坦”。
他找到厂长，他说大家都熬到现在了，大家都很不容易，现在有这么个转正的机会，就先委屈一下你的亲戚，那些“假农民工”就算了吧。厂长说，这事我心里有数，你别管。李红旗坚持说，你好事做到底，这事要是一露馅，大家的事就泡汤了。这两句话都有点一针见血的味道。厂长不爽了，说，这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李红旗也一头楞到底，说，我就是要说，我偏要说，你这样做就是自私。厂长听不下去了，粗口开了起来，说，我他*的自私？我自私就没有这个厂了！我他*的太无私了！两人都上了情绪，都在面子上不肯下来，说着说着就僵住了。
李红旗后来想，也许他低估了厂长的能力？也许厂长和局里的关系非常铁？也许文件只是空话而已？也许“假农民工”是个普遍现象？也许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问题？李红旗又站在厂长的角度想了想，想想自己是不是有点飘飘然了？是不是自己有功高盖主的嫌疑？是不是自己的立场站错了？是不是应该维护厂长的利益？想了半天，李红旗还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但，李红旗的处境一天天的困难起来。
先是厂长晚上不来厂里了，好像做夜班的两个车间是李红旗分裂出来的山头，厂长有意要孤立它。接着，李红旗被厂长“视而不见”了，他就是在白天碰到厂长，厂长也一个招呼也没有。是不是心腹就不用说了。李红旗遭遇了冷暴力，弄得他像油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难受。
难受的事情还在后头。就是工人转正那件事，慢慢的动起来了。以前工人进厂时都是“白身”的，因为都是临时工，没有档案可言，只知道一个名字，阿猫阿狗，其他一律的空白。现在要改变身份了，变正式了，要填表格，要立档案，这事正儿八经的，工作量很大。但厂里的工人大多认不好字，就是那些辍学的童工，还算得上半个“文人”，但字写得也是蟹爬一样，要读懂它比猜谜和考古还难。所以，要有个字写得漂亮的人担当起这个重任，统一抄写，报到局里也好看一点，保管起来也像那么回事。要是往常，这差事肯定非李红旗莫属，他是正规习过字的人，写通知写标语不说，后来厂里的报告和总结也都是他大笔一挥，誊写得眉清目秀，人人都说好。但这次，厂长封锁了写字的消息，根本没叫他。
非但不叫他，还故意让一个手有残疾的女工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女工李红旗是知道的，是在传达室看门的。叫她看门有两个原因，一是照顾她的残疾，她的右手不好，不看门她做什么？没什么好做；二是她的手残疾得厉害，一般人的手像一个双截棍，但她的手却像三截棍，人见人怕，这也是看门的优势，相当于自身带了件厉害的武器。远远的看见这样一只手，望而生畏，就不敢靠近了。以前，李红旗做夜班最后离厂的时候，都会和她叮嘱几句，我们走了啊，厂里就交给你了啊。这个女工也自信很足，每次都响亮地回答，走好啊你们，放心啦你们。好像自己真的身怀绝技一样。
这个女工的自信还在于她真的把表格档案的事接下了，做了。那天晚上，李红旗还在上夜班，但他的心里已经不关心生产了，他对生产的感觉已渐渐离去，对秩序和业绩的感觉也已渐渐离去。厂长对他的态度让他心慌意乱。他发现自己惦记起传达室来，惦记着那个手有残疾的女工，和她所做的抄写“事业”。他站在黑暗里窥视着传达室的灯光，窥视里面的一切。他看见那个女工在吃力地抄写，她抄得很慢，她其实是费劲费神的，她哪里是在抄写啊，简直是在刻字，甚至在铸字。李红旗这时才真正的看清楚，女工一截一截的手根本吃不住劲，她就是放着不动也是没劲的，她写字，字根本就不会听她。她有时候也换了另一只手来抄写，左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