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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们的教育始终是母亲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她从来不用封建礼教约束他们，特别是对女孩子们，她鼓励她们的天性在生活中得到自然的发挥，同时，她又为她们立下了“勤、学、俭”的家训，要求她们独立自强，绝不依靠男人生活。丈夫在世的时候，她曾经很羡慕隔壁一家私立医院的女院长，她盘算着将来让三个女儿都学医，大女儿身体好作外科医生，二女儿性情温和作内科医生，三女儿胆小些作药剂师。在她看来，行医，那是最适合女孩子们自食其力的工作。现在，丈夫虽然不在了，这个打算却并没有改变。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才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不久后，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却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做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大宅院的日子在安详宁静中悄悄地过去。
这期间，社会形势动荡不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又进一步觊觎华北。1935年10月，日军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张家最先发生变化的是一向就喜欢关注时事的张楠。她所在的中国大学是抗日民主运动活跃的地方，那里聚集着一批民主教授，和一批“北平学联”的领导骨干。系主任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四大弟子之一，经常鼓励学生关心时事和社会。还有那些学联骨干分子任中夷、杨易辰、夏英哲……张楠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时局、撰写文章，有时候因为参加民主活动学分凑不够就去请求吴承仕帮助，他总是为她想办法。这个张家的大小姐，过去总是有些孤僻和清高，现在，整个人都变得开朗、活泼起来。
张楠的变化首先影响到了足不出户的母亲。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是放心的，虽然外面的世界和她有着很大距离，但这个家庭从来就有的一种民主气氛恰好弥补了这一欠缺。张楠常常把外面的消息带回家讲给母亲听，和母亲一起讨论。此时的北平城，城外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城里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大摇大摆，政府忙着把大批国宝从故宫运出，有钱人急着离开这个将要陷落的城市，老百姓人心惶惶……，母亲每次听到这些消息都感到忧心忡忡。一次，张楠带回一张报纸，指着上面一批被捕学生的名单，对娘说“这都是宪兵三团干的好事！”娘听了久久不语，然后长叹一声“为了不当亡国奴，要流多少血啊！”作为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她越来越感到困惑和茫然，偌大一个北平，走的走了，留下的难道就真的要当亡国奴吗！她对自己的政府感到了怀疑。
一向充满宁静和温馨的宅院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是一次和几年前的变故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时候，这个家在猝不及防中遭受了外来的灾难性的巨大打击，几乎崩溃，是娘以她的勇敢和聪明才智支撑了下来，尽管这么多年来，娘是如此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家庭，呵护着她的一群儿女，希望他们能够过太平日子，她那经历了痛苦和惊变的心灵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磨难，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新的思想带着巨大的危险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她却表现了超出寻常人的勇气和精神，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使得她的家庭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的那一天，张楠从外面带回一张《中共北平市委会告市民书》，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孩子们围在娘的身旁，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起仔细地阅读了这张传单，之后，这位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叹息道：“这就有希望了！”
1936年，张楠先是加入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加入了共产党。她悄悄地告诉母亲自己加入了“民先”和“左联”。此后，张楠就时常把“民先”的传单带回来给娘看。一次她交给娘一本油印的秘密小册子，里面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娘赶在夜里看完了，交还给女儿的时候，两个人竟像相互深知的同志一样彼此看着什么都没说。
在那个夜里，母亲除了接触到新思想的兴奋一定还想到很多，她一定知道跨出这一步所面临的危险，一定知道还有别的选择把大门关起来，尽可能地像过去一样过隐居生活，这至少在当时还是安全的。但是，她还是看清楚了另一种更大的危难，不仅威胁着她的家、还威胁着整个民族，迟早要连她的小家一同淹没。或许，她是在经过了再三考虑后，认定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或许她相信如果丈夫还在，他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总之，她彻夜难眠，最终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那么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住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讲演、组织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他们常常是分别到达，一个一个地穿过院子一直走进三门里，进入东屋，然后整个院子就陷入了安静。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实际上她已经悄悄地告诉娘，是中共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娘没有反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中共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护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娘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游行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游行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作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少重大的决定是在这个院子里作出，然后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达到北平的各个角落，娘究竟配合黄敬做了多少秘密工作，连三姐妹们都不清楚。她们知道的只是，渐渐地，黄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可靠的联络地点，把这位长辈当成了共患难的战友，当三姐妹相继离开家后，他索性住进了张家。有许多个紧张工作后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