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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美国表现更出色，挪威比瑞典表现更出色，或者瑞士比上述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表现更出色，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绩效测量工具，也可以知道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经济系统都比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孟加拉或者世界上众多其他极度贫穷的国家的经济系统表现出色得多。
经济系统是一种社会系统，人们通过这个社会系统合作创造资源和使用资源，满足彼此的需求。为什么一些系统比其他系统成功得多呢？这就是本章的主题。当然，有些国家一开始自然资源就比其他国家少。但是大自然的恩赐不同，不能用来解释富裕的新加坡和贫穷的印度或者富裕的瑞士和贫穷的尼日利亚之间的巨大财富和福利差距。人口比例也不能用来解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所有或者是大部分显而易见的差异差距。荷兰3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1600万人口，爱沙尼亚4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的人口只相当于荷兰人口的1/10，相比之下，荷兰要富裕得多——更不用提荷兰人民自己围海造田造出了大块土地。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更多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世界银行，定期发布《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总结了每个国家经济系统的运行表现，其中把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
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一批靠卖石油致富的小国，以及一些更小的国家，它们现在是或者一直以来都是富裕大国的附属国，比如法属圭亚那、荷属安的列斯、关岛等。
更多的国家被世界银行划分为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每位居民的年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现值）。这些国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8；全世界有2/3的人口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其他低收入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前苏联分裂出来的较贫困的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几乎所有中非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从墨西哥到南美洲最南端的拉丁美洲诸国（除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和圭亚那，这些国家是低收入国家），南非，北非诸国，从希腊、土耳其到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中东国家，1989年以前曾属于苏维埃帝国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另外还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世界银行区分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用国民生产总值（GNP）除以人口所得的数值。因为世界各国总收入和总产量的计算者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DP），而GNP很多时候实际上和GDP相同，所以我们在解释这种贫富标准的意义和局限的时候，会着重于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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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历史记录
1999年美国的人均GDP是30845美元。印度为2248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与1820年相比，美国1999年的GDP增长了超过500倍。与1820年相比，印度1999年的GDP增长了不到20倍。* 区别在于经济的增长。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微不足道。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境遇如此不同？
在一些人看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肯定回答是剥削。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可以投资于生产资本的初始盈余资本。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利用其军事霸权征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力较弱的国家，盘剥被征服的人民，用榨取的盈余资本推动它们自己经济的发展。当欧洲国家接触到世界的其他国家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说这句话的是亚当？斯密，不是卡尔？马克思。但是斯密也提到，他们所做的不合正义的事体与很多的“蠢事”掺杂在一起，他自己的观点是，英国这个最有野心的殖民强权国家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维护帝国方面，而不是收回这些资源获取回报。他也许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迅速崩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们没有给殖民强权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
剥削论是对当今贫富国家强烈对比的一种普通解释，然而，埃塞俄比亚等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国家，从来不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服或殖民，而瑞士等一些最富的国家，从来不曾征服或殖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由此，产生了反对剥削论的基本观点。军事力量看上去比经济增长因素更有影响。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最初是在西欧被发现或者说被发明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庆祝之前的100年里“资产阶级社会”多产的成就时，他们几乎只着眼于欧洲及其分支（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以外，人均GDP一直增长平平。
1848年以后，经济增长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每个大洲都至少经历了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高速经济增长。1950～1973年，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速为4。9％。结合同时期的人口增长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人均GDP年均增速为2。9％，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意味着在区区25年中，全世界人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就几乎可以翻一番。但是1950～1973年是增长额外迅速的年份。1973年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略为减缓。苏维埃帝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在欧洲及其分支，经济增长普遍维持在至少足以让人均收入在50年内翻一番的水平。在亚洲，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平均增速足以让实际人均收入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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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一些国家创造了条件，让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从事专业化的工作，可以进行交易。稳定的社会秩序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基本的前提，在此社会秩序下，法制完备，人们有理由自信地启动项目，他们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够享受到成果。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考是经济发展其实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人、资源和制度。但是，人实际上是一个既定因素。我们当然希望人们能更友好、更善良，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也无法直接控制大自然是否赋予我们资源。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天气，更富饶的土地，但是这都不是我们的选择能够直接决定的。然而对于支配我们的互动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我们还是些许控制权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基本制度（比如法制），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供给或人力资本投入的水平。这些制度给出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下，我们相互作用，通过交易实现获利。
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以低成本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的可能性。如果人们无法进行交易，就不会有专业化，如果转移商品的成本高于交易的预期收益，人们就无法进行交易。想法的交换也很重要，也许比亚当？斯密和其他早期经济学家意识到的重要得多。因此，欧洲的地理条件是经济增长特性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欧洲绵延的海岸线上有诸多的优良海港，欧洲还有无数宽阔的河流，这些河流是山顶融化的雪水汇聚而成的，它们流过平坦的平原，终年通航，这一切让欧洲人可以以低成本在广阔的区域中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
没有剩余资本的积累，广泛的专业化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人们生产商品供他人使用，可是生产者通常不认识使用者，而且两者往往距离遥远。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初到出售产品获得收益之间的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者必须能够存活。因此，经济增长要求积累消费品存量，让生产者能够度过生产期，这些消费品的作用相当于资本，因为它们是产成品，其使用提高了未来的生产率。
资本积累还通过提高劳动能力为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重要贡献。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推土机运的土远远多于人用铁锹运的土。资本积累既是一个量的过程，也是一个质的过程，这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专业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增加其资本货物的存量，不仅仅是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而且是获得更强有力的生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进，新的运土设备将会是更有效的运土设备。
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比如运输系统，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800年，身在美国的人们怎样运输商品、交流想法以及进行旅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方式速度非常慢。在那时，如果是长途，几乎任何东西都要走水路。修筑公路成本很高。公路必须跨越河流山川，而且在下雪泥泞的情况下要能保持通行。而货运或客运大部分靠马力，这里的马力指的就是其字面的意思，即马匹运输。然而，1800年到1870年间交通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更多的帆船和运河的积累，而是更多的铁轨、火车和各类车辆的积累，使得每单位资本能够更快速地运输商品。因此，技术创新体现在人们获得的额外资本当中。到1940年，内燃机再一次提升了单位运输资本运输商品的效率。至于今天让人们进行旅行和交流想法的资本设备，即我们都熟悉的喷气式飞机和因特网，与1800年甚至1940年的资本设备相比，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
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落后于领先国家的那些国家享有一个重大优势。技术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们在试图推动他们感兴趣的项目过程中互动产生的。世界上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的国家必须靠自己发现更好的行事方式，而在发现过程中，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还包括犯错带来的所有成本。然而，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它们落后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些成本。一个拥有极少资本的极度贫穷的国家在20世纪末要提高其产出，不必经过别的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经历过的那些技术阶段，可以直接从牛车和土路跳到柴油卡车和水泥公路。这是落后的巨大优势。仅仅靠应用领先者付出高成本得到的诸多经验，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可以比富裕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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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外国投资
但是，贫穷国家实际上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许多因素。假设它们一开始只拥有原始技术条件，无法为自己制造能够提高其生产力的复杂资本货物，因此它们必须进口这些资本货物。但是它们有办法进口它们想要的资本货物吗？它们在交易中能付出什么？由于贫穷，它们注定拥有极少能够用于出口的剩余产品，而通过出口才能有办法进口。它们想从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然而它们能够生产出这些国家需要的剩余产品吗？这种需求足以成为交易的有力条件吗？贫穷国家能生产富裕国家想要的什么东西呢？尽管“原材料”是立刻出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答案，海外的大量需求可以让这些原材料带来出口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购买新的资本设备，但是实际上很少贫穷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蕴藏量或者其他原材料。或者，如果它们确实拥有资源，它们最可能缺乏的是以低成本开发资源的知识和设备，这个成本必须能够足以让它们的海外销售盈利。
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贫穷国家想要买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追赶其他国家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普遍的高风险和由于补充资源可提供性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有些政治风险来自于人们习惯性的敌意，是人们看待外国投资者的敌意，特别是对那些在贫穷国家投资的投资者。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被投资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