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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必定会出现难以捉摸的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过早所引起的农产品 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会妨碍食物的增长，就象土地被进一步开垦、人口进一步增长那 样；而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劳动和农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后期可能会 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象在早期土地被迅速开垦、人口大量增加那样。然而， 这些变化显然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不会使人们对农产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 增长将来会使其增长力下降的总趋势产生疑问。
在对于总趋势有把握而对于各特定时期却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为了阐明该问题，现 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产量一事作一假设（先不论假设的正确性如何），显而 易见，这样做对了解土地生产用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不是了解 我们经历过的不同质量的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能力更为有用。
如果，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英格兰、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开始，我们就必须 先假定，由于该国非常重视农业，其农产品的产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个25年中按相当于 目前的产量增加，这样，其增长率无疑会高到决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最乐观的耕作者也 几乎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200年中该国的每个农场平均能生产出其数量等于目前所能生产 的8倍的粮食，更不能期望这种增长率能持续下去，以致每个农场5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 量20倍于目前的粮食，10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40倍于目前的粮食。然而，这还只是一 种算术级数，远远落后于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 自然增长计算，任何国家的人口在500年以后不是增长20倍，而是会增加到目前人口数的 100万倍以上。
或许有人会说，地球上有许多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只要作适当安排，其粮食的 增加就会大大快干人口更为众多的欧洲各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地球上某些地方无疑是能够以在几个时期内同人口无限制的增长相适应的速度生产出粮 食。但是，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现在的居民 的知识、管理水平、勤劳程度、技艺和道德水平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怎样开始才能有成 功的希望，或者怎样推定实现上述想法的时间，都非常难说。
要是用从世界上发达地区移民的办法来实现，显而易见，除了通常在未开化国家建 立定居点所带来的一切困难以外，必定会发生许多战争和消灭当地居民的情况。光是这 些就很难对付，而且它们在很长时期内有很大的破坏性，此外，人们自然总是不愿迁离 自己的家园，因而，人们尚未来得及通过移居外国使困难得到缓解，他们在国内就吃了 许多苦头。
但是，暂时假定这个目标能完全实现就是说，假定地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 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对劳动的有效需 求人口的增长（不论它是由每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增加还是由农耕更先进的那些国家的 移民流入引起的），就会大大加速，以致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切优质土地都被占用，食 物的可能的增长率将降到比上面假设的算术级数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仅仅自我国1688年革命以来已过去的一个短时期内，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 制的自然增长率增加，假设那时总人口仅为8亿，那么，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将沙漠、森 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会象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稠密。这一点只要人口 加倍或者125年就能达到；而再多一两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开始以来已过去的 时间短一些的时间，就会产生与某些国家居民过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结果，在那些国家， 由于耕作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已不能生产出其数量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相适应的粮食。
因此，无论个别国家由于向国外移民能够使人口实际紧张状况得到怎样的临时的、 局部的缓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向国外移民简直可以说不 能应付任何困难。无论我们把向国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难的各种办法之外还是包括在内， 无论我们指的是个别国家还是全球，设想土地将来能够每25年增产出其数量相当于目前 产量的生活必需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要是人口没有受到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其它特殊原因的制约，其自然增长 达到每25年总人数翻一番，要是在我们地球这样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达到的养活人类 所必需的粮食的最大限度增长至多也只能每25年增加相当于目前的产量，那么，很明显， 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经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则，人类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论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其增长率 有多高，人口的实际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过养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 按照关于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其在同样长的时 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过了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 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因此，情况必然 是这样：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它服从食物增长的同一规律）的 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
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 因素起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对人 口增长的抑制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 或许可以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对不可能按同 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几的努 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4倍时，在往后的25年中对粮 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 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过早结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 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防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 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使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 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 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种抑制 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就象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 样肯定无疑和明白无误。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会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在特定时 期和特定国家里人们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 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一定时 期内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 可能实现的；要是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在没有新发明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生产 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对于单个农场来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 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对人口增长的各种抑制来说，当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 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时，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 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使人们在谈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 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 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 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 改进耕作制度可以作为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 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 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 则这些抑制不但绝对有必要，而且几乎精确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 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 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 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 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过去 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健康地供养大家庭， 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有一种必定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 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 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对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各种动机所进行的最好的观察，在私有 制下，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望土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那种希望供养自己和家庭以 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什么刺激能以足够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 类天生的惰性的设想，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根据公有财 产的原则进行的一切尝试，要么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要么以最明 显的失败告终；而当代教育所引起的变化在使将来的情况有所好转方面似乎也不能前进 一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仍然保留着他们现在所具 有的同样的体质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除了私有制外，没有别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仅 有的一点机会来养活目前人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如此庞大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尽管看起来除此以外几乎完全没有凭经验得出的任何结论，然而，作为对生 产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财产法确实限制生产的发展，它经常使土地的实际产量大大落 后于其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有扩大耕 种面积的充分的动机，除非有足够的报酬使他们不仅能用来支付养家糊口（至少要养活 妻子和两三个孩子）所必需的工资，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资本的利润。这必定不包括可以 用来种植谷物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将人 们充分地刺激起来从事劳动，耕种土地，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增长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土 地绝对不能再增产一夸脱粮食而整个社会全都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显而易 见，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最大程度的贫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类防止这些弊病发 生（这一点它通过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发展艺术和科学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须承认，这种对扩大耕种面积的抑制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明显的效 益。
但是，或许还必须承认，在私有制下，耕种有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在一个 时期内不为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当原先的土地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各种法律并没有提供 充分的便利条件来改善土地的分配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下，对农产品 的有效需求必然来自财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