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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利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使人口以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人们看到， 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在25年内增加了一倍。1643年，原先在新英格兰四州定居的 人数为21000。其后，据说离开那里的人数多于到那里去的人数。1760年，那里的人口增 加到了50万。因此，那里的人口一直是每25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人口每22年就增加 一倍；而在罗得岛，连22年也不要。在腹部殖民地，由于居民一心从事农业，不知奢华， 其人口每15年就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口增长事例。只是在人们自然最先居 住的沿海地区，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约为35年；某些沿海城市的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 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按阻碍其增长的两大障碍即贫穷和罪恶被清除的比 例增长的，并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正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城市（某些 人由于他们的职业的性质必然会被赶到那里）的不卫生，应当看作是一种贫穷，结婚由 于人们预料将来难以供养家庭而受到的各种微小阻碍，也完全可以归人这一类。总之， 很难想象有哪种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不能归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美国13个州战前的人口估计约为300万。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的人口得以如此 善衍，但谁也没有感到大不列颠的人口现在有所减少。相反，大家知道，一定程度的移 民对母国的人口增长还起促进作用。人们特别注意到，西班牙有两个省移居美洲的人最 多，结果这两省的人口大为增加。不管导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如此迅速增长的不列颠原先 的移民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 得到同样的增长？可以说，其重要而明显的原因是土地和食物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是 贫穷。同罪恶相比，贫穷还是更加有力得多的原因，这充分表现在：甚至一些古老的国 家也很快地从战争的创伤、瘟疫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时，这些古老的国家暂时几 乎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而结果也就往往不出人们所预料了。如果居民的勤劳不为恐惧 或暴政所破坏，生活资料很快就会超过减少了的人口的需要，而其必然的结果当为，过 去几乎固定不变的人口，也许马上就开始增加。
佛兰德的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发生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其后经过两三年的 休养生息，又总是象以往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巴拉丁领地在该诅咒的路易十 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抬起头来。1666年伦敦流行的可怕的黑死病的后果，15年或20年 以后就感觉不到了。按照人们的记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谨，其痕 迹很快就消失了。甚至土耳共和埃及的人口一般说来是否由于周期地发生的使二国土地 荒废的黑死病而大为减少，也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它们拥有的人口现在比过去少，那么， 也许与其把它归因子黑死病所造成的损失，不如把它归因于政府的专横和压迫（人们在 这种专制政治下呻吟），以及农业由此受到的妨害。最可怕的自然灾变，如火山爆发和 地震，如果不是频仍发生，致使居民不得不迁离，或者损害他们的勤勉精神，对任何国 家的平均人口就只发生微小的影响。那不勒斯以及维苏威火山山麓地方虽然经常遇到火 山爆发，但那里的人口仍极为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也许和上一次地震以前大 致相同。
人口原理 第七章
导致流行病蔓延的一个可能的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的摘要— —可以预料在某些情况下会周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国家短期内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 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长幅度的恰当尺度——衡量人口不断增长的最好尺度—— 生活非常节俭是中国和印度发生饥谨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款具 有有害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国民幸福的原因——饥馑是自然抑 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认为三个命题已经确立。
由于十分注意清洁，伦敦似乎终于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和食物不卫 生、不充足，也许应当列在出现疫病流行季节和各种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这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在关于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加以摘录。人们认为它们极其正确，如 果这种统计表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就很能说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过一国生活资 料的种种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录一部分，并援引普赖斯博士的注文。
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的10年间2196314718592837比10150比100 到1716年的5年间2160211984496837比10180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2839219154559950比10148比100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时疫死亡，在1736年和 1737年，传染病的流行又阻碍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时疫发生后的5年内最大。
波美拉尼亚的荷兰人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6年间65404647181036比10140比100 到1708年的6年间74554208187539比10177比100 到1726年的6年间84325627213139比10150比100 到1756年的4年间127679281295743比10137比100
“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65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 口增加，但在紧接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3年（到1759年）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 10229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15068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不是也许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 快吗？按照这一假设，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 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3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则该国的人口绝对地说不 是非常拥挤、非常稠密，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 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 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结婚者在以后的8年或10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 或者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一仍其旧，则一间小屋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 是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普通人民的 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1年的5年间54333483143637比10155比100 到1726年的5年间70124254171340比10164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79785567189142比10143比100
“1736…1741年6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 马格德堡公国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5年间64314103168138比10156比100 到1717年的5年间75905335207636比10142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88508069219340比10109比100
“1738、1740、1750和1751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资料，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那些表。 我所作的摘录已足以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地（虽然是不规则地）复发的，而房屋和食 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古老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不时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 加得相当快。耕作必定在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 制，毋宁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由于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益丰富，抑制人口增 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过当初 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得详细一点，当一国的生产物不断增加，对 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 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 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其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 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 的那些国家更多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各种 周期性疾病侵袭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数超过埋葬 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那些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 口几乎固定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 定会大子象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
因此，任何一国在5年或10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判断其人口实际增 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5年或10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 们不能由此推断20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20年以后将如何增加。普赖斯博士说，瑞典、 挪成、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的 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共 增加率不是普赖斯博士选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 年为止的5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44比100，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 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100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将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 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一世纪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 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124比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 后一时期则仅以111比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 是不可靠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 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子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 长的过程中，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 一时期。生产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如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 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 能不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 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10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 死病看作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 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1666年发生严重的 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 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22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 多。
1693年，金先生说，英国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比100。肖特 博士提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这一比例为110比100，到1774年为止的5年间，法国 的这一比例为117比100。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没有 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