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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度用，一切花费全由张勋包下。
这样的做法，当然为他在家乡赢得了“活菩萨”的口碑。每年正月初一，大批的江西老表都去给张勋拜年，津浦铁路局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他们准备专列。张勋对来拜年的老乡殷勤款待，大宴三日；老乡们临走，带上大包小包土特产不说，张勋还每人给一百大洋的压岁钱——一百大洋是什么概念？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是十七个大洋！
对于同乡向他求职或求帮忙的，一律办到。在他得势期间，奉新一县当过各地县知事（县长）的就有四十七人！
张勋还酷爱京剧，多年沉醉，十分内行。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和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齐集张家花园，成为梨园的一场空前盛会。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内行张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卖力演出。张勋说按表演水平付酬劳，送给孙菊仙的报酬竟是六百大洋，感动得孙菊仙热泪长流，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张勋死时，孙菊仙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也充分说明张勋这个人的传统性，他的性格、信条、趣味是完全古典式的，有机会就拥立溥仪复辟，十分符合他的思想逻辑。如果他发达后对乡亲薄情寡义，如果他爱好的不是京剧而是话剧，那就是另一个张勋，可能也做不出在民国已成立六年、并有袁世凯败亡在前的情况下还复辟的事来。
虽然他力保清廷，但由于他手握重兵，民国建立后也无法追究他，他继续是一方诸侯。这个时候，张勋开始被叫做“怪物”，原因是辫子。
他自己坚决不肯剪辫子，也禁止手下士兵剪。对劝他剪辫子的人，他勃然大怒：“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后来袁世凯觉得一个民国军队将领还拖着辫子，实在说不过去，就亲自劝他。面对大总统的劝告，张勋依然我行我素。
张勋在心里是实打实忠诚于清朝的，现在无法为清朝效力，就坚持留着这条辫子，以表心意和立场，并等着大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二
在民国依然留辫子，为什么会荒诞到被人称为“怪物”？这得从辫子在中国的历史说起。
清军铁蹄入关之后，多尔衮以年幼的顺治皇帝名义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在那明末大乱世，清军入关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多大的“亡国”之痛，因为日子已经够难过了，谁来做皇帝跟老百姓没关系，说不定关外的人来做皇帝还会让我们好过一些呢？反正谁来做皇帝，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生活状态不会改变，也就无所谓“亡国”，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可是这个“剃发令”却受到空前抵制。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回改换的不是朝代的名字和皇帝，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风俗；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痛，虽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剧痛的来源——自己的文化，被摧残、被强行改变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民风本来柔弱的长江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城陷落之时，带领全城居民浴血抗清的阎应元写下一幅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一轮轮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为骑马射箭方便而形成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官方第一次开始讨论起辫子问题是1898年夏。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直言建议剪去发辫。他把剪辫提到了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成批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言：“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个叫《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端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他也要剪辫，端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端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最后，端方无奈同意。为此事，电报费用花去八千元。后来有人戏说端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八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十分羡慕，也动了剪辫的念头。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
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人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张勋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本包含着民族耻辱、现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三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两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自己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
的确，袁世凯曾有意传位给他，但在假《顺天时报》事发之后，袁世凯对他已灰心、憎恶；另外又考虑到，自己为个皇帝大梦已众叛亲离，再让儿子接班也一点支持率都没有，指名要儿子继位，很可能把儿子送进了火坑。因此，袁世凯在临死前，把名单上的袁克定换成了黎元洪。
看到这个名单，北洋大将们心里个个一阵盘算。袁世凯一死，全国最具实力的人就是段祺瑞，但他在名单上只排第三；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本的确应是当然继任人，但他不是北洋系，又毫无实力。
还是徐世昌老滑，为避免争端，就在袁世凯刚咽气的遗体前，他提出：根据《约法》，应举黎元洪为总统。因为黎元洪不但是西南反袁各省能接受的人，而且他无法跟北洋人物抗衡，以他为元首，北洋系掌握实权，再好不过。
徐世昌的聪明还在于：他只说“根据《约法》”，却不说根据的是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颁布的《约法》。而不管是新约法还是老约法，都应举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想当大总统也张不了口。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一天，段祺瑞发布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国务院通电。
这个黎元洪，虽贵为民国副总统，但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去前后，所有大事一律沾不上边儿，只由北洋系操办。
黎元洪本在武汉当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有职有权，有滋有味，但他人不到北京，袁世凯哪里放心，再三督请之下，1913年年底，派段祺瑞到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终于将其“请”到北京就职。
到北京后，袁世凯迎接他的礼节不下于招待孙中山，但欢宴过后，给他安排的下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