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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明争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一百零八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六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两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很强，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一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打仗，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头目，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就投日叛国了。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坟被刨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犯下盗掘东陵、劫掠横财之罪行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老殿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可以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就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室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七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二十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寸步不离。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
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复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
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他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以盗墓出名的军阀，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天义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八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八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三岁登基，三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十二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十二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当然不过是日本人手里一傀儡，但护卫祖陵的能力还是有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不料后来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东陵护理真空一出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缝隙机遇，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十五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二百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一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
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化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三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七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九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