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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的骏马。
从留在以色列的剩余家族来看，以萨迦家族产生了以下民族，他们的名称习惯给了我另外一些联想。《圣经·民数记》：“按着家族以萨迦的众子，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瓦的有普瓦族”，这些名字的排列组合在中国西南部和印度等地也很常见。
2。玉圭、方尖碑和鼎
《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这些话是商汤用来给自己夺权开脱的。就是说：我不是自己要攻打夏的，是因为“天命”。“子”是商汤自己。
我在上本书中，已经简要论证过，“天”在中国古文中不单指天空，也指“西方”母国，也就是说，中国地区在夏、商以及西周时代还是很敬畏“西天”的命令的，相当于早期殖民地对母国的敬畏。中国少数民族那里有一些“天神”的神话或传说，可以考虑为此类现象①。这里可以解释为，商汤说：他得到了中东母国的指令与支持，派个玄女“简狄”过来。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玄女受中东指令（天命）而来，然后“生商”、挟“古帝”以自重，击败夏朝，建立了商朝。“宅殷土芒芒”，我推想这是指建立茫茫大阴宅：金字塔。也就是说，他们家族原本是可以建造金字塔的家族②。由于金字塔的建造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且是一种国力的体现，所以有金字塔技术的家族完全可以改做别的，他们做了方尖碑。就在犹大出生的前后时期，大约公元前17世纪，金字塔在古埃及结束，方尖碑开始在古埃及出现，同时期的中国商朝出现如方尖碑一样的玉器！
犹大家族来到中国肯定在哪里复制过金字塔，但是由于人力物力远远不及古埃及国力，所以只能因陋就简建立象征性的金字塔，如把石质改为土质，由大变小。秦始皇陵就是一个四方锥的金字塔，但那已经是商之后千年的事情了，可视为一种文化继承中的变形。但从秦始皇墓的坟土炒制以及工程之浩大都能看出定有类似传统可寻。另外，南方三星堆文化也有皇帝为爱妃远途从家乡挑土的描述，这在中国惊世骇俗，但在古埃及这些事情想必都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怀疑金字塔的建设是一门牵涉到国家政权的秘密技术，既不允许外传，也不允许一般人模仿建设，更不是一般人力可为，这就是其他地区难以见到同样金字塔的原因。但是绝对的限制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了中国西夏王朝的土制金字塔王陵群，并且中国一般百姓也喜欢在坟头上搁一块尖状石头皆可视为金字塔传统的某种继承。中国东周时期王室对于方锥坟墓的独享更说明了金字塔文化在中国的特殊。
关于圭，《辞海》中说“周代的墓葬中常有发现”。圭起于商代比较合理，刚开始比较稀少，下个朝代才可能“常有发现”，并且简狄玉圭已经在美洲发现更说明了这一点是可信的。圭在商朝只能王公贵族使用，“天子执圭，发号施令”更应该是指商代。过了几百年后，到了周朝就普及到民间，这是一条必然的发展痕迹。
圭是什么东西呢？根据《辞海》解释，既是“质量单位”也是“测距工具”，尤其是测量日影的工具。所以犹大家族很可能是在中东参与过天文发现的族群①，所以执圭成为他们的特权。最初的圭尺很可能是一种实用工具，由于只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贵族使用，所以成为身份的象征，质量改为玉石成为礼仪祭祀用品，也可列为族徽。有心人可以拿中国古代常用的尺圭和埃及、以色列等地的度量衡单位做一比较，它们之间的单位之比想必会有某些神秘联系。
一直致力于中国人与玛雅联系说的王立先生在一篇《殷人渡海说考证》中说：“2001年夏；玛雅文物展在中华世纪坛展出了3个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La Venta地方发掘的一处距今约3200年的遗迹中；太阳神庙地下；发掘出16尊高七、八英寸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6块玉圭。其中15尊雕像是黑色的；呈同心圆状排列；都面向一尊红色雕像②；玉圭上刻有中国文字。中国学者王大有、宋宝忠、王双有最先释读出其中的殷商先王先公等名号。一块玉圭上刻着：俎女戍茧翟伯（肉祭有戍氏长女简狄③）；一块玉圭上刻着：（火）农妣辛（火祭神农裔高辛氏帝喾）；一块玉圭上有契、相土、王亥等名。。。。。。这些雕像与玉圭是殷商王族的祖先牌位；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们不仅证实史书关于商先世记载的可信；而且证实殷商王族在墨西哥生活过。”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27）
美洲出土的玉圭与“简狄”的联系让人惊喜。我同意美洲印第安人是中国而去的殷商后人的说法。
“俎女戍茧翟伯（肉祭有戍氏长女简狄）”，这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考古成果。
在这个地方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夏朝时期有许多“有”族，起码应该有九个。《诗·商颂·玄鸟》：“奄有九有”。“九有”意思为“九域”。这里与中国的“九文化”就开始有了联系。我们少数民族中有“九兄弟”的祖先传说，还有“九个太阳”一个为王，一直到后来与王权直接相连的“九五之尊”。但我确实没有找到中东与“九”相符的后代数目。并且禹时代已经有过九州。这真是让我迷惑的一个问题。
3600年前的商汤老婆就是“有辛氏”，她又是哪个家族呢？是夏商和亲的见证吗？我没有答案。
但我们知道，犹大的两个儿子，早在迦南地迁徙到埃及之前就“死了”。会不会是他们俩带了另外几个家族的共9个同宗兄弟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的“9有”？由于以他们为主，所以全部都从了“犹大”的姓氏，以至于所有这群人都以“有（通“Judah”之“犹”）”命名自己的家族？其实周人之祖后稷之母姜就是炎帝之后的“有邰氏”！此“有邰”与“犹大”是什么关系？
查《辞海》，“九”与算术的联系也异常紧密。这让人欣喜，因为“尺规”正是用来计算的工具。“九九乘法口诀”据说起源很早，春秋时期视之为“薄能”。我们推测“乘法口诀”起源于商朝当不为过。而数学本身在古代就被称为“九九”。“算计”本身也是“九九”，比如“打小九九”。还有，“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赋税”。“九土”表示山水。“九山”，有解释为“九州大山”。还有“天子居处有九门”。“九天”指“皇室”。“九五”之尊则来自《易经》“九五，飞龙在天”，指帝位。“九龙”则不仅四川省内有古县名，并且它恰处雅砻江上的事实也让人惊讶。不知道香港的“九龙半岛”是古名还是今名。“九丘”《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九台”，市名。“九译”，汉代之前谓不同民族或外国的语言经过的辗转翻译——“九译”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汉代之前按照中国的正统历史观根本与外国没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发生“九译”呢？这个矛盾使正统历史观露出了矛盾的马脚。“九宵”等与土地密切联系的词汇使我强烈意识到，所有这些原本来自于巍峨高大的金字塔，而“九”实际上通“丘”更是显示了与坟丘的联系，也就是“九”与金字塔建设的联系，它指出了金字塔所连带的数学关系。商代是一个数学与建筑、地理大发展的年代，因为他们有了尺规，而同期的埃及正是金字塔技术成熟的时期。
再回到“圭”。中国《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楚国为了捉拿出奔吴国的伍子胥，曾悬赏：“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看来手中拿圭是个极高的政治待遇。
但玉圭为什么是这样一头尖另外一头方的特殊形状呢？长久凝望玉圭那上尖下方的形状，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中国没有埃及那边直刺青天的大方尖碑？首先因为人力和技术有限，古代中国远没有埃及发达。古代统治者往往以制造一些普通人制作不了的东西作为神示，以证明其为“天之子”，比如金字塔、神像和方尖碑等。在中国同样有类似心理存在。
王杖在中国失去作用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埃及法老有金字塔，所以埃及王拿一根小棍就代替象征了。
但是普通人仅用杖根本不能说明自己的权威，谁都可以造一根小棍来指挥天下。没有人力物力制造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古代中国统治者怎么办呢？中国人以笨重的“鼎”来代替这一切。传说中国最早铸鼎者是禹，目的是从多方面辨“神、奸”，其中一个意思不外是：我能造出这么大的鼎来，你能吗？所以我才是上天拣选的唯一人才，我才是“受天命”的人。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笨重的“鼎”逐步成为王权象征的由来和真正原因。中国最大的商鼎司母戊竟然达到800多公斤，不说工艺，仅只是采矿与冶炼技术也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禹之造鼎，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带来了中东成熟的青铜工艺。之前的中国文化代表应该是陶和玉器。造鼎既是一种新技术示威，也是一种科技垄断。金字塔、方尖碑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东巨大的方尖碑既是技术的象征也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从那里过来的人不会忘记方尖碑的特殊意义，到了中国便简化为玉圭！两者形状一模一样，功能几乎一模一样，分别只在大小。
拉尔夫这样解释一根大约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方尖碑的意义：“作为太阳的象征符号，方尖碑大都成对地树立在神庙的入口处。方尖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日晷的指针使用”。这个解释再一次把中国境内的玉圭与犹大家族的“ruler”族徽以及《伏羲、女娲》图联系起来。
对于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国人用鼎的传统，我还有另外一个猜想：中国地区承认自己从属于中东的母国，所以从来没有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级森严，对于王权人们从来不敢有所僭越。鼎本为没有政治含义的食用器皿，用来烹煮肉等，后来演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比如社会政治结构的最上端的人们可以使用九鼎八簋，次一个等级的用量逐渐降低，一直到只可以用一鼎，平民百姓则一个都不可以使用。那么作为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顶端，同样有他们不可跨越的雷池：王杖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因为在中国的“王室”从中东的角度讲不过是“诸侯”而已。这就是在中国见不到王杖的原因，鼎反而成为王权象征。长期以来人们把中国的鼎作为“王权”象征看待，是个错觉，将其作为“省长”或“总督”的象征才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吧。
3。“外面的”事情《圣经》为什么不提起
隐约感觉到，《圣经》与中国历史一样避讳提及“外面”的事情，喜欢以“我”为中心，外面的事情有时故意装做不知道，甚至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存在，周边皆为不屑“狄夷”。在古老显赫的中东家族那里，年轻的中国显然是他们眼中标准的“狄夷”。
但《圣经》作者会不会出于什么善意的动机对受到驱逐或自愿离开中东的家族全部故意隐而不谈呢？这里面或许有约定俗成的重大理由，正因如此《圣经》对这一传统本身更是讳莫如深，以至于在《圣经》中我们无法直接找到这一理由的表述。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试图从常理进行推理，但都不太确定，最后在一本书中偶然地得到了一个答案，并且出处来自一本谈中东历史文化的读物，这使我欣喜不已。
“在古代（中东）社会，把某个成员驱逐出社区就是最重的处罚了。它相当于（罢黜）今天的公民权，判处死刑。因此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乐园，也就标志着他们在乐园的公民权被取消了，死亡了。他们从此之后就要和上帝创造的那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搏斗，这和判处死刑实际上是一码事。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农业民族中，都有安土重迁的情结。①”
传统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代表，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又一文化联系。中国人如此重视外出动迁、死守家园也不愿意搬迁的心理从这一点也算是找到了根源，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判“死刑”。远走他乡不仅标志着自己生命的消亡，也标志着在家谱上永久消失，所以它更是一种耻辱。时间久远之后我们忘记了“安土重迁”的原由，但却机械地保留了该传统，中国人即便是死也要“落叶归根”的心理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伸。被驱逐的恐惧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但有人会以此来反驳我的“全球文明同源论”：既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