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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品。”
日本已经道歉了，但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湿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人，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无不动容……
的确，“二战”后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做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科尔任总理期间，德国成立了“赎罪委员会”，彻底地解决了对战争中受害各国及人民赔偿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的钱最多，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欧盟的经费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调，从不在欧盟强出头，在历年来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以及最近的南亚大海啸中，德国也都贡献最大。正是有着这种谦卑、和平、背负着原罪而独行的精神，当今的德国的确已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都拿德国与日本的说事，人们却忽略了几个事实：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自诩自醉为“圣战”的历史。
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产生勃兰特，其实他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无论是早年被中国人视为引来碧水清渠的田中角荣、太平正芳，还是时下在周边国家人民眼里总如乌鸦一样衔着不祥之符飞来飞去的小泉纯一郎，他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政治家的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历届首相们还只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逢迎一个旧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现实利益常为犬牙交错，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在亚洲许多国家，其影子后留下的都是满地的胃酸与白眼珠子。这种倍显孤立的状态，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园，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们抓获归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战后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杀罪、反人类罪等15项罪名被处死刑。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国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无前例的，却远远没有成为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普遍标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一想，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以来，类似三个银币换一张印第安人头皮的罪行遍布于许多国家的开疆史，但横行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孙们反省过么？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时代比南京大屠杀也就早30多年，有谁给中华民族道歉了？企图遮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可能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心态，不过大和民族表现得特别固执，尤其无耻。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人掏钱（3）
中曾根对记者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换句话说，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实施了市场经济，政治方面避免了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完全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又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与邓小平就中日关系达成一致，即中日两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日友好的大局比什么都重要，处理问题应该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他认为，日中两国的关系应继承邓小平的方针并按此方针走下去。
当记者问中曾根，最想向中国人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共存共荣，共存共荣。”
由中曾根的话里，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不亚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高度评价。
也许因为同种，又近于同文，对西部的这块大陆民族性的认识比英美等西方国家深刻；也许还有着大和民族特有的实用主义因素，在几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并没有釜底抽薪，相反，还有让中国官员们心里为之一热的举动——
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西方各国纷纷制裁中国，日元贷款也不得不延期。但在1990年在法国阿尔苏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俊树首相即表示世界不应当孤立中国。次年，他又访华，提出重新开始提供日元贷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日本在中国加盟WTO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早在1999年夏天小渊首相访华时，两国就结束了贸易谈判，在欧美国家之前完成了与中国的所有双边谈判。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等问题上，日本一般也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为避免中国与美国关系剑拔弩张，擦枪走火，亦有修复两者关系之举。
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日子里，即2005年2月的最后几天，日本三大在野党——民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向参议院提交一份《促进解决战争性强制受害者问题的法案》，要求日本政府向“随军慰安妇”谢罪，调查受害者实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采取措施恢复她们的名誉等内容。
与此同时，执政党自民党也提交一份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动议。
这一条的内容是“日本国民诚心诚意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并永久放弃以国权所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了实现前项之目的，将不再保存、持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斗力，将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自民党的动议是，将自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军队”，并将该党成立50周年即2005年，作为修宪的时间表。此动议若要成为现实，必须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还须有一半以上的国民赞成。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恰恰是一半以上的国民不予赞同。早在2004年6月，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等9位日本当今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就组成“九条会”，其宗旨是捍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现在，列岛上出现了许多“九条会”，如“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女性九条会”等，而且在一些都、道、府、县到市、町，也成立了与之相呼应的“九条会”。
幻觉”的悲哀（2）
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
从国民拥有的财富来看，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储蓄总额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在这一指标上中国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历史上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事实上，1990年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占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 15。3％。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
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梦寐以求的目标。1994年，日本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已经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前四名，前十名当中，也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日本自己亦作悲情状，但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同年中国只有12 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这几年，许多外国人或“海龟”来中国，面对从南到北、气势如虹地扩城、造城运动，无不惊叹，无不震撼，这为一些过上了好日子的国人因当下拥有的“太平盛世”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人们感觉——与北京相比，纽约都显得老态龙钟了，与上海相比，东京都成了美人迟暮。
去其他城市看看，也触目皆是——蜂起的万丈高楼，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广场，原汁原味或是串了味的MALL，以及人造痕迹明显或是不那么明显的各式美景……大都处于一种在膨胀、要爆发的态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宛如一凤一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金光闪闪，飞舞鸣歌，令举世瞩目！
这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还有一种角度，那就是不是比谁的GDP高，谁的高楼多、广场大，也不是比谁的夜景美丽。而是比谁的老百姓富裕，谁的人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
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教育，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无形“战争”里，肯定是一支决定未来胜负的预备部队。
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人们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感情浓郁的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为了孩子“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