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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当日驻牯日军长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96。
中央研究院殷墟古物、拓片、书籍损失未列详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1052箱标本，内有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珍贵标本954箱。
1945年11月11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接受保管员夏纬琨呈报该所损失，“查静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于中华民国17年，以调查研究中国动物植物，发扬中国学术为宗旨，为一纯粹学术机关。历年搜集动物标本三十余万件，植物标本约22万号，多系罕见品种，购置图书十余万卷，欧美杂志三百余种，尤多绝版文献。家具仪器设备完善，楼房建筑宏壮，开辟以来，成绩卓著，研究工作，世界驰名。不幸于民国30年12月8日被日军第1855部队所属之篠田部队强行占据，索取建筑图案及一切物品清册，并将原有职员一律解散以蛮横之日军进住所内秘密行动，不知作何阴谋。4年之间该所设备破坏不堪。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之后，该罪首篠田统将其阴谋证据及文件焚烧数日，畏罪潜逃，仅留兵役数人打扫房屋。职于上月17日奉令接受检查，结果损失奇重。”《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关于各机关学校赔偿损失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清废帝溥仪被赶出故宫时带走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下落是我国文物史上的又一不解之谜。1924年12月24日，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溥仪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国家级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密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七十多箱。战后，溥仪自己提供的材料承认，从宫中盗出的文物，“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睢⒍洳热说恼婕＃兴韭砉獾摹蹲手瓮返脑澹刑仆跷娜宋铮温碓丁⑾墨暭奥眵氲热嘶摹冻そ蚶锿肌贰ⅰ墩旁穸饲迕魃虾油肌罚褂醒至⒈尽⑺位兆诘淖髌罚还虐媸榧矫妫骞髡讶实畹娜克伟妗⒚靼媸榈恼浔荆急晃业猎死戳恕Ｔ顺龅淖苁笤家磺Ф嗉志碜只俣嘀止抑岷筒嵋常僦稚舷碌乃伟媸椤！馀饕频教旖颍罄绰袅思甘Ｎ甭闪⒑螅毡竟囟文奔园仓庇职颜馀淦啡吭说蕉保毡就督岛螅筒恢侣淞恕薄？
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1932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部分书法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约70箱运至长春伪宫内，书画木箱存放伪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小金库18个存缉熙楼客厅，内有6匣装汉玉一百余件，余则为古玩金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伪满都城新京（今长春）一片混乱，转移各种物资准备最后逃亡。在溥仪仓促出逃的三天两夜里，溥仪指使随从将原故宫文物和后来搜括来的大批珍贵珠宝装载七十多辆汽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顶珠冠、镶金猫眼石坠、清代龙袍等，溥仪的嫔妃们也收拾数十箱宝物首饰。8月11日，几辆日本军车满载文物珠宝而去，伪满皇宫小白楼剩下一些文物被毁损，字画被警卫伪宫的伪军哄抢。有个叫金香蕙的士兵，一人就掠夺书画三十余卷。有些墨宝在争抢中被撕残。如范仲庵亲笔《二札帖》，被残而为二，元人杨桓、赵孟畹热液鲜榈摹渡惺椤の抟萜罚谡乐幸环治？
1945年8月13日，溥仪在一群日军护卫下，逃进通化大栗子沟，在大栗子沟停留期间，变卖、散失不少珍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民间发现唐人韩干的《神骏图》、宋人赵伯驹《莲舟新月图》、明刘锋的《罗汉图》等卷。不忍言说的是，散在民间的珍贵字画有的因被埋藏地下而腐坏，有的付之薪火。杨仁愷：《国宝沉浮录（增订本）》，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溥仪最后挑出一些体积较小的文物继续随日军逃跑，后被苏联红军俘虏。溥仪随身携带的468件故宫文物最后回归祖国。1946年2月13日，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呈报“满洲伪宫佚出赏溥杰之书画1000余件，请派员密查收归国”。1946年7月，追回了溥仪在天津的部分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遗散的国宝，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流到国外，仅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藏有17件。其中，有北宋郭熙的《树色平远图》、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南宋江参的《林峦积翠图》。还有不少文物则不知所踪。
第15节 私家文物惨遭蹂躏
中国是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物收藏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有大量收藏场所：皇家或私人文物收藏所，以及贵族苑囿。到宋代，搜求古物与古物鉴赏之风大盛。皇室建有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同时还出现了欧阳修、赵明诚等著名收藏家，以及《考古图》、《宜和博物图》、《集古录》、《金石录》等文物著述，极大地推动了私人文物的收藏。清代文物收藏鉴赏之风更盛，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收藏鉴定家，中小收藏家更数不胜数。到民国时期，虽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但文物收藏仍为官宦、文人之时尚。即使一般居民家大多也拥有一两件诸如古币、瓷碗、花瓶、家具等文物。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祸及私家文物。如在1932年日军制造的一二八事变中，原中华民国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就损失“书籍207箱，内有宋元本7种，精抄本40余种，明刻本450余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余种，内有明拓20余种，故宫铜器拓片200余种；瓷器7箱，内有明瓷及乾嘉瓷40余件；铜器30余件，内有楚宫钟及汉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权4件；石器13件，内有汉石经13方，魏唐墓志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以上各项尽成灰烬”。《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4月。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英文专家周越然，时任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的刘士木等的私藏，也在劫难中化为乌有。
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日军抢夺、盗窃，私人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所保存的文物也蒙受空前的劫难。
1937年11月14日，日军占据江苏太仓县城，“城中金银珠宝，字画古玩，被掠一空”。11月19日，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大肆抢劫、放火，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在苏州地区抢到一份古物字画目录后便指使爪牙按图索骥，一一加以抢劫，劫夺之余，实施纵火，苏州城内许多文物连同古建筑一起葬身火海。《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同年12月，江阴要塞失陷。日军进入城内以后，肆意纵火淫掠，以至城厢夜间到处火光灼天，钱财、字画及文物被掠一空。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一千余人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后大肆抢劫，“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第94页。
1938年5月11日，日军在厦门地区，“进入民居抢劫财物古玩字画，一见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11月8日，日军侵犯湖南临湘陆城，抢劫并拆毁古建筑观音阁，而城内藏书最多为葛、易、教、丁、吴数家书楼，各有典籍累千册。其中善本书不少，还有海内孤本。名人手迹以及名贵文物，这些在日军铁蹄之下被付之一炬。
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944年1月17日，日军兵分三路冲入广东南雄县城，将广东省银行、南雄县银行、粤光茶楼、丽华金铺、南华旅店、雄华书局、保行钟表店、元亨利布店内的财物及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南京民间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吴蕴伟损失古物93件，龚启昌损失古物200件、字画300件，肖孝嵘损失字画27件、古物44件。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
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损失字画60幅、古物112件，金陵大学崔敏俊损失古物85件，赵廷炳损失古物34件，胡小石损失字画206幅（在金大图书馆被损），碑帖3000种、古物900件。
私家文物损失除私人收藏家外，更多的应属普通民众家庭存留的如器皿、家具、钱币、香炉、金银首饰等古物，而这类文物往往作为普通物品使用，申报损失时也仅仅作为一般财产。如日军侵占浙江东阳期间毁坏家具六万五千余件。浙江吉安战时损失家具农具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余件，广东三水被日军掠夺杂物110019件，山西保德县损失首饰4137件、家具农具271490件，日军盘踞山西柳林期间抢劫金银35447两、贵重器物716件，山西方山有16990件家具被毁，日军在河南辉县掠夺金属101万公斤，山东乐陵县有3360733件家具被毁坏，1624757件金银首饰遭劫掠，山东宁津县损失各类首饰92808件，山西原平县遭日军抢劫的金银珠宝及贵重物品折价2454900银元。全国各地此类损失比比皆是，其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第16节 盗掘式考古之破坏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日］春山秀夫：《满洲之文化》，1943年版，第196页。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珍贵的渤海遗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他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1942年春、1942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的宫殿址都被发掘了。朱国忱、朱威：《渤海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