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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香传》所反映的是李朝时期后期，即朝鲜封建社会趋向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写全罗道南原府改籍从良艺妓月梅之女成春香，在荡秋千时被南原府使李翰林之子李梦龙看中。李梦龙当晚便到春香家里拜访，并与春香订下百年之约。两人情投意合，爱意深笃。不料好景不常，由于李翰林调离南原，两人只得洒泪而别，约定日后重逢。下卷写南原府新府使卞学道到任后，下令传唤艺妓，并强迫春香为其侍妾。春香宁死不从，被卞学道严刑拷打，并下入牢狱。此时李梦龙已中文科状元，被钦点为全罗御史，化装乞丐，暗行私访。当春香濒临绝境时，他带人间入卞学道的寿宴，惩办了卞学道，救出了春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部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女主人公春香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既忠于爱情，又勇于反抗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改籍从良的艺妓之女，春香尽管才貌出众，但是社会地位却很低下，被官僚贵族视为玩物。这种可怜处境并没有使她走上阿谀奉承的道路，却养成了她自尊自爱的性格。她对李梦龙的爱情是纯真的、热烈的，为了维护这种感情她不怕严刑拷打，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她对卞学道的斗争是勇敢的、坚决的，并且能够推己及人，由自身所受的苦难想到百姓所受的苦难，在《刑杖歌》里唱道“使道士大夫，不把四政司，不知四十八方南原百姓的苦，但知枉法去徇私。今日纵然苦刑打死我，我爱李郎之心终不移”，甚至表示出“身无七去恶，受比七刑心不甘。愿得七尺剑，刺杀贼谗奸。打我的刑房你就快些儿打，打杀我这七宝女红颜” （冰蔚、张友鸾译文，下同）的决心。在这里，春香已不再是一个仅仅忠于自己丈夫、维护自身利益的女性，她已成为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并愿为百姓除害的女性了。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所以春香的受刑轰动了整个南原府，引来无数男女老少，人人叹息，个个垂泪。
《春香传》通过成春香和李梦龙悲欢离合的故事，赞颂了这对青年坚贞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露了朝鲜封建社会末期贪官污吏为所欲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的现实。“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书中这首诗是对卞学道统治下的南原府的艺术概括，也可以说是对当时整个朝鲜社会的艺术概括，堪称点睛之笔。
《春香传》在艺术表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注重人物描写。作者力图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人物个性，在克服以往小说概念叙述多、具体刻画少的缺欠上取得重大突破，女主人公春香的形象是丰满的、感人的。二是富有戏剧性质。为了适应说唱演出的需要，作者讲究故事结构安排，使得情节发展迅速，矛盾冲突尖锐，一环紧扣一环，逐步达到高潮。三是语言兼容并蓄。作者既熟悉朝鲜民间口语，又通晓我国文化，因而书中既有生动的朝鲜口语，又有大量的汉语词汇，二者互相配合，别具一番风味。
不过，汉文仍被文人视为正统文字，汉文文学仍为文人所看重，所以汉文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继续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诗歌方面，李石亨（1415——1477）、成侃（1427－－1456）、李达（1561——1618）、权■（1569——1612）、丁若镛（1762——1836）、赵秀三（1762——1849）和金笠 （1807——1863）等诗人辈出，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其中尤以丁若镛的诗歌最引人注目。丁若镛、号荣山，出身两班（指封建儒生、官僚，由文武两班而来）贵族，为人刚正不阿，做官清廉正直，因而在官场上屡遭陷害、贬职和流放。他主张从事诗歌创作必须从关心国计民生的愿望出发，即所谓不忧君爱国非诗也，不伤时愤俗非诗也，非有美刺劝惩之义非诗也。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进步，有的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 （如《述志》），有的描述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耽津农歌》、《耽津渔歌》），有的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 （如《波池吏》、《龙山吏》和《海南吏》等《三吏》，《僧拔松行》、《猎虎行》和《狸奴行》等《三行》），有的提出改革社会的理想 （如《夏日对酒》）等。在小说和散文方面，可以举出的重要作品有金时习 （1435—— 1493）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林悌 （1549——1587）的讽刺小说《花史》和《鼠狱说》，朴趾源（1737—－1805）的小说和散文等，其中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是朴趾源的创作。
朴趾源号燕岩，出身没落贵族，幼年父母双亡，由祖父抚养成人。他喜欢游览名胜古迹，考察风土民情，并曾一度隐居山野，从事农业耕作。1780年，他随使团来我国祝贺乾隆诞辰，先到北京，后抵承德，所著《热河日记》便是这次旅行的记录。自1786年起出仕，历任缮工监监役、汉城府判官、安义县监、沔川郡守和襄阳府使等职，其后告老回家。
朴趾源是李朝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实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实学派是一个进步思想流派，因主张以实证方法探求真理和经世致用而得名。18世纪是实学派活动的兴旺时期，其间还在实学派内部形成了倡导学习我国先进文化以及通过我国传人之西方先进文化为目标的北学，而朴趾源便是北学派的骨干。尽管朴趾源生活在实行锁国保守政策的社会，但他的知识是广博的，见解是先进的。
朴趾源又是李朝后期优秀的文学家，在小说和散文领域成绩卓著。他流传下来的小说共有9篇，数量不多，篇幅不长，但篇篇均为佳作，思想深邃，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有的以揭露封建士大夫的腐败无能为主旨。如《两班传》，写一个不事生产、专读死书的两班，因无力偿还多达千石的欠粮，决定将两班头衔和特权卖给财主，财主得知两班种种特权以后悟出这将使其为盗，于是“掉头而走，终身不复言两班事”。有的歌颂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和高尚品质。如《秽德先生传》，刻画一个粪夫的形象，因终日与粪接触故曰“秽”，又因品德高尚故曰“德”，再加“先生”二字以表示景仰之意，作者认为“其处身也至鄙污，而其守义也至抗高”，最后得出“治者有不洁，而秽者不秽耳”的结论。还有的表现作者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如《许生传》，描写一个经商致富的儒生在一座荒岛上建设乐土的故事，在他的指导下，人们“伐树为屋，编竹为篱。地气既全，百种硕茂。不灾不畲，一茎九穗”。他的散文以长达26卷的《热河日记》为代表作品。《热河日记》被誉为朝鲜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旅行记，内容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风俗、制度、古迹、文物等各个方面，观察细腻，描述精确，文笔生动，语言流畅。其中心思想则是，为了朝鲜的繁荣富强，必须尽快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热河日记》乃是作者北学派思想的艺术结晶。此外，他也写有不少汉诗，但可惜保存至今的仅有40余首。
焕然一新的现代文学
1910年，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沦为殖民地社会。日本殖民者和朝鲜统治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压迫和剥削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忍无可忍，于1919年3月1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一”民族独立运动，掀起了波及全国的反帝革命浪潮。20年代以后，朝鲜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从30年代初起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终于在1945年赢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
在这种大动荡、大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朝鲜现代文坛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资产阶级文学阵营，有些作家公开宣传为艺术而艺术，倡导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反对文学与政治发生联系，反对文学为民族独立斗争服务，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的作品片面强调雕琢词藻，充满没落幻灭情调。属于这个行列的作家有李光洙、崔南善、金东仁、廉相涉等。另有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则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如小说家罗稻香（1902——1927）在短篇小说《哑巴三龙》里，描写一个哑巴奴仆，由于饱受欺凌，不得不铤而走险，放火烧毁地主庄园的故事。又如诗人金素月（1903——1934）则在《招魂》、《我们盼望能有耕耘的土地》、《金达莱花》和《在田畦上》等名篇中，抒发了对祖国和乡土的热爱，歌唱了劳动的欢乐，表现了农民的纯朴性格。“那破碎了的名字啊！那飘散在苍空中的名字！那呼唤不应的名字啊！那喊得我要气绝的名字！”——这是《招魂》开篇第一节，诗人招的是祖国之魂和民族之魂，心情沉重，感情炽热，颇有动人肺腑的力量。
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作家们显得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2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应运而生。1923年组成了“焰群社”，1924年又出现了“帕斯求拉”（这个名称是由参加者姓氏字母拼成的），此外还有崔曙海、赵明熙和李箕永等人，虽不属于这两个组织，但在思想倾向上和这两个组织大体相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描写工农群众和下层人民的生活，不仅表现他们的苦难遭遇，而且讴歌他们的反抗行为，展示他们的美好理想。因为他们的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倾向，所以被称为“新倾向派”。崔曙海（1901——1932）是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青年时代曾因生活困难来到我国东北寻找出路，其后重新回到朝鲜从事文学创作，写有《出走记》、《饥俄与杀戮》和《朴石之死》等小说。在《出走记》里，作者描述了主人公朴君的曲折道路和奋斗过程。朴君本来是对生活满怀希望的，但严酷的现实让他碰了钉子，他终于懂得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于是毅然走出家庭，踏上战斗之路。
1925年，崔曙海、赵明熙、李箕永和韩雪野等一批作家，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决定成立一个新团体——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卡普。这个团体在其《纲领》里明确提出发展无产阶级艺术的目标，并且指出无产阶级艺术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目的在于排斥旧的意识形态，对抗专制势力，提高群众觉悟，促进人民团结。这时发表的优秀作品有赵明熙的小说《洛东江》、宋影的小说《石工组合代表》、李箕永的小说《元甫》和《造纸厂村》、韩雪野的小说《过渡期》和《摔跤》以及李相和的诗歌《被夺去的田野能有春天吗》等。赵明熙（1892——1942）是卡普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青年时代曾参加“三一”反日运动，之后前往日本留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以后写作诗歌和小说。在卡普时期先后发表了《到地下去》、《致R君》、 《低气压》和《洛东江》等短篇小说。《洛东江》里，作者刻画了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朴成云的形象，他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在我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故乡以后组织群众开展反帝斗争，最后被捕入狱壮烈牺牲。这篇小说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卡普文学特点的作品之一。
进入30年代以后，无产阶级文学在前进过程中又遇到了新问题，但同时也打开了新局面。一方面，为了适应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加紧镇压朝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许多作家被捕入狱，卡普于1935年被迫解散。另一方面，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翻开了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篇章，既推动了朝鲜国内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学的诞生和繁荣。属于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有李箕永的小说《故乡》、姜敬爱的小说《人间问题》、韩雪野的小说《黄昏》、革命戏剧《卖花姑娘》和《血海》等。李箕永和韩雪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
李箕永 （1895——1984）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尝贫困、失学和亡国的痛苦，一度四处流浪，当过矿工和苦力。1922年前往日本留学，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在东京，他首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阅读了不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尤其深受高尔基创作的影响。 1923年回国后，着手从事创作活动。起初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如《哥哥的秘密信》、《贫穷的人们》、《民村》和《童养媳》等）虽然着重揭发黑暗现实，但已带有革命色彩，具有新倾向派特色。从1925年起，他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