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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推动作用。
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以《旧约》的亚伯拉罕和摩西等人为教祖，并在其经典《古兰经》中吸收许多《旧约》等典籍的材料。这不仅是因为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所处地域相近，而且是因为他们都属于闪族，在语言、思想、风土、人情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其后，随着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古兰经》的广泛传播，《旧约》等典籍的影响也不胫而走，流传于各伊斯兰教国家。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方，由于基督教自西方传回东方，《旧约》等典籍也在亚非各国广 泛传播开来。以日本为例。基督教思想家植村正久和内村鉴三的文学活动，对于日本文学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成为基督教及其经典与日本文学发生关系的媒介。《旧约》等典美对《文学界》杂志的影响在该刊核心人物、诗人和评论家北村透谷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旧约》等典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则在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和正宗白鸟等人的思想和创作中表现出来。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的关系，《旧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远甚于对东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题材、结构、技巧和语言等浅层次方面，而且体现在思想和精神 （如人性、理性、罪恶和救赎）等深层次方面。就总体而言，近现代西方文学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希腊和罗马的古代传统，即所谓“二希”。《旧约》等希伯来典籍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阶段。
中世纪西方文化是以希伯来和基督教文化为中心，吸收希腊和罗马古代文化以及日耳曼文化而成的。中世纪欧洲文学，如《尼贝龙根之歌》、《贝奥武甫》、《埃达》、《罗兰之歌》、《熙德之歌》、《英雄国》、《伊戈尔远征记》等民族史诗和民间史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基督教和《旧约》等典籍的影响。 《亚瑟王传奇》等骑士文学宣传的是基督教思想。作为中世纪文学之总结和新时代文学之起点的但丁的《神曲》，也随处可见基督教及其经典思想的痕迹。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西方近代文学大量使用《旧约》等典籍的材料和典故，甚至于可以说不了解《旧约》等典籍就难以深入了解西方近代文学作品。举其要者如下：莎士比亚经常引用 《圣经》典故，据有人统计平均一出戏14次。弥尔顿用《旧约》神话写了史诗《失乐园》，用《旧约》故事写了诗剧《斗士参孙》。拉辛用《旧约》题材写了悲剧《以斯帖记》。歌德的《浮士德》模仿《旧约·约伯记》写了“天上序曲”，结尾处又借用了《圣经》的场景。拜伦的诗剧《该隐》，采用《旧约》中的故事。雪莱经常研读《旧约》中的《雅歌》、《约伯记》和《以赛亚书》等卷，往往为其瑰丽诗意而欣喜异常。雨果说过，正如整个大海都是盐一样，整部《圣经》都是诗。列夫·托尔斯泰极口称赞《旧约·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说它写得朴素、简洁、生动、真实，是近代作家写不出来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家创作同样与《旧约》等典籍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取材于《旧约·创世纪》。在无产阶级文学方面，如高尔基爱读《旧约》等典籍，并从《诗篇》等卷中学习写作方法；又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取材于《旧约·创世纪》。在现代派文学方面，乔伊斯、叶芝、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奥尼尔等人都喜欢利用《旧约》等典籍的材料充实自己的创作，如乔伊斯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一生深受基督教思想熏陶；艾略特在《荒原》里表示忧虑，认为西方失去宗教信仰的支持将会变成一片荒凉的原野；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取材于《旧约·撒母耳记（下）》；卡夫卡的《变形记》与《旧约·约伯记》在思想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甚至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约伯记》的注释。
总而言之，以《旧约》等典籍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希伯来文学可以毫无愧色地与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希腊文学并列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学宝库之一。
二、伊朗——诗人之邦
伊朗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之一。伊朗文学历史悠久，连绵不绝；特别是在诗歌领域，显得更加光辉灿烂，绚丽多彩。德国大诗人歌德在《东西诗集》的题诗里曾经热情地赞美道：
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里徜徉；
谁要真正理解诗人，应当前去诗人之邦。
从这部诗集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歌德在这首诗里所说的 “诗人”，主要是指哈菲兹以及菲尔多西、内扎米和萨迪等伊朗诗人；所说的“诗国”，主要是指伊朗。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北邻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土库曼，东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南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国土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四周为山脉所环绕，中间为高原地带，自古以来即为东西方重要通道之一。伊朗是多民族国家。其主要民族是波斯人（又称伊朗人），属欧罗巴人种南支，是雅利安人的一部分；使用波斯语 （又称法尔斯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据考证，古波斯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中亚（一说高加索）进入伊朗，其后逐渐吸收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成分。现在波斯人约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伊朗意为“雅利安人之地”。除波斯人外，人口较多的还有阿塞拜疆、库尔德等族。以波斯语为国语。中国人和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以伊朗西南的波斯（今法尔斯省）为伊朗的全称。1935年波斯正式定国名为伊朗。
与伊朗历史发展相适应，伊朗文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古代文学（公元前550年至651年），中古文学（651年至 1905年），现代文学（1905年以后）。
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
据最近的考古发掘，在伊朗西部距今约十万年前已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遗址。伊朗旧石器时代于公元一万年前左右结束，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左右，伊朗居民学会栽培庄稼，饲养牲畜，并且能够制造光滑石器和彩陶。公元前4000年以后，逐渐学会制造铜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伊朗出现的最早国家是由埃兰人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建立的。这个国家一度颇为强盛，对外扩张，后于公元前639年为亚述人所灭亡，公元前9世纪以后，米底人建立王国，并于公元前6世纪初征服住在伊朗西南部的波斯人，公元前550年被居鲁士二世灭亡。其后，伊朗相继建立三个王朝，即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萨珊王朝 （224—651）。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伊朗古代文化和文学产生并发展起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既重视武功，又重视文治。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包括骑马、射箭等军事训练内容，也有文学、历史、语言、天文、历法、算术、音乐、棋艺、礼仪、讲演等文化课程，此外特别注重品行教育，要求真诚、正直、勇敢、尊敬天神、忠于国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伊朗西部通行的是古波斯语（用楔形文字书写），东部通行的是阿维斯塔语。
远古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其后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对传统的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进行改造，创立琐罗亚斯德教，提倡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编纂经典《阿维斯塔》。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大流士一世执政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大力倡导琐罗亚斯德教，并且组织人力编辑、整理和抄写《阿维斯塔》。事实上，《阿维斯塔》不驻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经典，而且也是伊朗最古老的诗文总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相传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曾用金汁将《阿维斯塔》抄写在一万二千张牛皮上，保存在王宫图书馆里。亚历山大东征伊朗时，这部书被毁灭。萨珊王朝时期重新编定《阿维斯塔》，共21卷，三十四万五千七百字。7世纪后这部重编的书也大量散失，目前仅存八万三千字。“阿维斯塔”是知识、谕令或经典的意思。据《阿维斯塔》说，原始时代有善和恶两种神灵存在，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的代表，恶神阿赫里曼则是黑暗、死亡、破坏、恶行、罪过的化身，两者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前者终于战胜了后者。在善的王国中，阿胡拉·马兹达是最高的、唯一的主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类的施恩者、末日的审判者和报应的裁判者。
由于安息王朝是在希腊人长期统治（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之后建立起来的，由于安息王朝最初几任国王都是亲希腊派，追求希腊方式享受，使用希腊语言文字，欣赏希腊戏剧，推崇希腊风习，所以一般说来，这个王朝虽然历时四百余年，但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伊朗色彩并不浓厚，建树不多，流传下来的文化和文学典籍很少，只有几种用当时通行的巴列维语 （北巴列维语）写成的铭文和地契文书之类，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
进入萨珊王朝时代以后，生产的发展达到更高的阶段，加上当权者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形成了伊朗古代文化和文学的高潮。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在伊朗南部有一座科学城，名叫坎迪沙普尔。该城设有一所医科大学，并且配备附属医院。除伊朗医生执教外，还从希腊、印度聘请学者授课。同时接受外国留学生。在阿努席拉旺王 （又译努什旺王）当政时期，这座城市的科学文化活动达到极盛状态，这位国王甚至亲自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且听取希腊学者讲授哲学。正因为如此，所以萨珊王朝时代用巴列维语（南巴列维语）写成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要比安息王朝时代丰富得多。可惜的是，当阿拉伯人侵入伊朗时，萨珊王朝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遭到严重破坏，据说阿拉伯军队攻破伊朗文化名城设拉子发现大批文献后，该军统帅下令将其全部扔到河里，理由是穆斯林除《古兰经》外，不必再读其他书籍。经过这场劫难，萨珊王朝文献大约仅仅保留下十分之二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萨珊王朝文献，包括科学、宗教、历史、文学（散文、故事、诗歌）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阿维斯塔》等六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虽已散佚，但从其他文献记载中可以证实它们确实存在过；或者本身失传，但还有其他文字的译本。这类作品有《缅怀扎里尔》（英雄叙事诗）等五种。
《缅怀扎里尔》（公元5世纪—6世纪）是萨珊王朝的著名叙事诗。这部长诗描写伊朗和其邻国突郎之间爆发的一场大战，讴歌了伊朗军队统帅扎里尔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动人事迹。扎里尔是传说中的凯扬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古什塔斯帕的弟弟。由于古什塔斯帕皈依琐罗亚斯德教，并且大力倡导琐罗亚斯德国教，引起突朗国王阿尔贾斯布的强烈不满，决定发兵征讨，因而引发了这场既有国家矛盾，又有宗教冲突的战争。就扎里尔而言，这是一场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宗教信仰的战争，是一场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在这部长诗里，作者一方面热情地颂扬了以扎里尔及其幼子巴斯塔瓦尔为核心的伊朗军队全体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无畏精神，另一方面也无情地鞭挞了突朗国王阿尔贾斯布及其将领维德拉弗什利用阴谋诡计战胜对手的可耻行径，自始至终充满了爱国感情。其中描绘战争动员、军队出征的场面写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战鼓声响，军号嘹亮，人如潮涌来自四面八方。大象队、骆驼队和战车队，队队行列整齐而雄壮”；描绘扎里尔冲向战场、奋勇杀敌的场面写得简洁干净，痛快淋漓——“骁勇的统帅扎里尔，飞身上马冲向战场，犹如一团熊熊的烈火，借助风势燃着芦苇塘”；描绘巴斯塔瓦尔战场哭父、替父报仇的场面写得感情充沛，动人心魄——“巴斯塔瓦尔快马加鞭，冲到两军交战的阵前，当他发现战死的父亲，不禁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综上所述，可见伊朗古代文学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由于改朝换代和外族入侵等原因，大部分材料业已丧失；但仅就目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