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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是这一政策才使明治时代的科技与产业、技术结为一体，科技和教
育结为一体，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日本在
技术引进方面下了更大的力量，而日本的科学则落后于产业和技术。这种局
面一直延续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的日本学者视这一状态为祸害，批判它
是“技术形骸主义”。
国家对科学的干预可以从数学和医学的发展过程体现出来。日本本土形
成的数学叫和算，在18世纪，日本的和算远远超过天文学，直到明治初期仍
旧代表日本数学的主流。但和算在后期逐渐背离了理论思维、陷于某种游戏；
另外和算的不同流派很难相互交流，本派内也是由老师秘传于弟子。这种状
态必然使和算日趋末落。明治5年 （1872）在公布的新学制中政府明令学校
废除和算。这是对和算致命的一击，自此再没有出现年轻的和算家。1877年
成立的数学会社，领导人已是洋算家。1882年，数学教授中川曾著文严厉谴
责和算的迂腐，强调数学与当代科技的结合。日本学者称这篇文章是“和算
的葬词。”
医学是国家干预科学的又一例。日本的本土医学叫汉方医。18世纪末到
19世纪60年代，兰医在日本影响不断扩大，到明治初年，西方医学在当时
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汉医并没有因西医的兴起而迅速衰落，例如1875
年，全国医生中，西医仅占21。9％。这说明汉医仍有很强的生命力。1874
年，明治政府公布了医制，其中有关医生资格规定的条文，要求只有在医科
学校毕业的人，才能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医师资格考试的科目都是如解剖
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医必修科目。在日本汉医是父子相传的行业，所以
新的医制对汉医是一致命打击。但是人数众多的汉医并不甘心被淘汰，他们
发起了保存汉医运动，这一运动历经波折，终究因为国家确定的扶植西医、
消灭汉医的政策不可改变，而最终失败。1893年，保存汉医的提案在会中遭
到否决，汉医自此敛迹。
这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国家干预手段是强硬的，在当时各种守旧势力还很
强大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排除干扰与阻挠，对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近代化是
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过多的硬性干预也不免会造成副作用，日本近年
又重新评价汉医，就是例子。
4。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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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指导思想下
进行了国家指导下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的初期是带有强制性的，明治政府没收了各藩国的兵工厂、矿
山、造船等厂形成了官营企业。国家期望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使那些同国防有
关的产业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并以官营企业为典范，推行近代企业管理方法。
这样，矿山、冶铁、机械、造船、兵工、铁路、电信等基本产业部门很快实
现了官办，同时官办企业也吸收了不少民间企业的投资。官办企业开初管理
较好，一度对民办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但不久政府在财政上遇到了严重的
困难，同时觉察到官营企业由于浪费严重，造成亏损。原因是掌握官办企业
的是封建时代的武士，他们只顾扩大投资而不顾经济效益。这时官营企业不
但成为政府的负担，也成了发展私人企业的障碍。1881年，明治政府果断地
采取出售官营企业，扶助私人资本的政策。自1884年后，大批官营企业（兵
工、铁路、通信除外）以低廉的价格，甚至是无偿地转移到民营企业。
由官营向私营转化是日本实现工业近代化的最重要的转折，也是促成日
本产业革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政策保证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19世纪，西方以电学和电工业为核心，出现了一系列“科学化的技术”
同时也兴起了一批与此有关的产业部门，使科学和先进的生产密切相关，并
以极大的力量推动着生产的发展。明治政府为了使日本的生产尽快赶上去，
一方面大力引进技术人材，主要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西方工程师，另一方面
又注意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这一策略的实施，使日本的产品在很短的时间里
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
1886年，日本建成帝国工科大学，它不仅是日本工业技术人材的摇篮，
也是工业技术研究的基地。自此，日本工业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为了奖励
和保护日本人的发明创造，1888年日本政府又公布了专利制度。
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产生了效果，使日本的技术成就在19世纪80年代，
在若干领域中已接近西方的先进水平。例如：
1880年，研制成13式村田步兵铳，后来发展为18式村田步枪。
1896年，丰田左吉（1867—1930年）研制成日式动力织机，促进了日本
纺织业向近代技术迈进。
1897年，宫原二郎 （1858—1928年）发明了水管式锅炉，这种锅炉在
20世纪初装备了日本海军。
1887年起日本进入了蒸汽机时代，第2年在铁道院神户工场制造出日本
第一台蒸汽机车。
1897年，铺设了从九洲至台湾的海底电缆。1901年，制成了日本式的无
线电信机，2年后完成了长崎与基隆间的无线通讯试验。
1907年，东京电灯会社的桂川驹桥发电所实现了远距离送电，电压为5
万千伏特，输电线路距离65公里。1908年，三菱长崎造船所生产出功率为
50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20世纪初，日本开始跨进电气时代。
5。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曾发起过一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
不仅使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而且对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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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沦陷，它的余波又延续了4年，之后西南和西
北的少数民族发动了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各民族的起义过程中，清王朝
的统治者和湘军、淮军的首脑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认识到西方新式武器“击
厚攻坚、殆同摧枯”，这使他们转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目的在于“目
前资夷力以助剿剂运”，而“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强迫满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当时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占据优越地位的英国，认识到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
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此主张西方各国应当相互合作共同支持清政府。这一
政策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法国和俄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欢迎。1865年，
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税务总署送去题为 《局外旁观论》的文章，
劝导清政府切实遵守条约，他说“若违约，有动兵之举，国乱之实”。“是
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而“早办”
的事也包括“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各等办”第二年，英国公使馆赞威
妥玛送来《新议略论》的说帖，说帖一方面以各国干预相威胁，一方面劝告
清政府“借法自强”，即“类如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类各厂开采，
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
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因为这样做不但使
外国人有了投资机会，而且“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各国亦可无虑”。
还在1861年，当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恭亲王奕䜣等人就提议创设总理衙
门，作为处理各国事务的机构，后来，由于通商口岸增加，又设立南洋、北
洋大臣、办理通商及其它各项对外事务。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在 1864
年提出了“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主张，可见洋务派的向西方
学习，从一开始就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军工，他们虽然主张聘请外国技术人员，
但具体工作限于训练军队，建立海军，设厂造枪炮、造轮船、购置西方武器
等等。自1861年起到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派共建立了24个不同规模
的军工企业，其中最大的企业是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局下设造船厂、造炮厂、
造枪厂、造弹厂等，厂长基本上由外国人担任。以造船厂为例，自1868年第
一艘木壳兵轮“惠吉号”下水至1885年钢板暗轮“保民号”建成为止；共造
兵轮8艘，木壳暗轮以1875年的海安号为较大的军舰，功率为1800马力，
载重2800吨，有巨炮20门。技术上较先进的是“保民号”，该轮功率为1900
马力，装有较先进的克鹿卜炮8门。李鸿章在1875年曾说“沪局各船虽系自
造，而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
同”，又说“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这一段话确实切中洋务
运动的要害，不发展基础工业，哪里来的钢铁和机器；不发展新式教育，那
里去找中国的科技人材。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同时起步，却一
开始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官办军事工业，把腐败的封建官僚衙门习气带进了企
业，不仅管理机构庞杂，人浮于事，而且还有不少挂名支薪人。至于贪污中
饱更是普遍，例如福州船政局的主持人黎兆棠，在任仅三年，就贪污60万两
白银。在这种状态下军工产品的质量多成问题，20世纪初就有人写道“此次
派员将该厂（江南机器局）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细考察，疵累甚多。以如
此巨厂，岁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殊为可惜。至于员司
之冗滥，工作之宕延，各物购价之浮开，各厂用料之虚耗，种种积弊，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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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而足”。当时的各官办工厂大抵如此。
面对着一连串的困难，洋务派在70年代初又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
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所谓求富，就是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事业，这
样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着手经办近代民用工业20多个，主要有轮船
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汉阳铁厂、甘肃机器织呢厂、上海机器织布厂等。这
一批企业除少数由官方投资外，多数都是官私合营。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进
步。
官私合营企业是以“官督商办”为基本形式的，因为要付给入股的投资
者以红利，因而企业必须牟取利润，比起不计盈亏的军事工业，这类企业具
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官督商办企业的领导权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他
们把办军事工业的官场习气，全部照搬到官督商办的企业中，结果不是造成
亏损，就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使企业陷入困境。例如李鸿章曾派人调查招
商局的情况，调查报告中说：“用人之弊，失之太滥”，“每年结帐又徒负
虚名，纷纷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等。90年代，张之
洞筹办铁厂，有人告诉他，选购炼钢炉要先化验铁砂，他答复：“中国之大，
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结果因为大冶铁矿含磷
多，不适合购买来的酸性转炉使用。同时湖北境内只找到两处小煤矿，致使
生产常常停顿。
对于洋务派的活动和主张，在封建官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分歧，以醇亲
王奕譞为首的一批封建官僚、地方士绅和封建文人坚决反对洋务运动。大学
士倭仁上书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
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1875年，通
政使凌辰上书光绪说：“夫制洋器，造洋船，既不能不学洋学”，“窍恐天
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务为难能，向人心因之解体。”这些
封建社会顽固不化的卫道士们，反对一切兴学校、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的事
业，甚至“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