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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
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
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
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
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月
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 （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
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
② 邓斯坦： 《晚明的时疫》＇149＇，第12 页。
③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3 页；和居密：《明清棉纺织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563＇，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 （1974 年12 月），第525 页。
④ 见前地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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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
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
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
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
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
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
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
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
“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
太监）和操江提督。①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
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
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
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
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
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
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
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
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
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
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
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
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
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
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
①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 年重
印），第3 卷，ⅩⅤⅢ，2，第10 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动乱，见傅衣
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 （北京，1961 年），第92—124 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82＇ （上海，1957 年），第94—95 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正典编：《岩波
世界历史讲座》 （东京，1971 年），第12 卷，第7 章，第235—245 页；和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
模式》＇151＇ （斯坦福，1973 年），第245—247 页。
② 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了方便起见，在
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复社在晚明政
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138＇，狄百瑞
编 （纽约和伦敦，1875 年），第333—367 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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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
月19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
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
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
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0000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两。
史可法和他的30000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50000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0000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③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 （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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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挥的。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世纪20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①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②
论并导致恶果。阮大铖终于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