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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深信地方父老同仇敌忾的精神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而郑成功只寄希
望于他的战士和赢得胜利，这使张煌言十分惊愕。
郑成功的战略是等待敌人完全作好准备，然后给他们彻底一击。这明显
地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同时使郑成功的军队松弛下来。结果郑成功中了敌
人的计谋，被优势的清骑兵和步兵击败。9月8日清军开始进攻，接着在第
二天发生激烈战斗，郑成功失去几个他最得力的将领。他的军队伤亡惨重。
幸好水师没有受到损伤，得以把郑成功和剩下的人运到镇江，然后去崇
明。张煌言被困在上游，被一支清水师所败。郑成功进攻崇明驻军，同时向
清廷提出新的和议。但他的军队士气太差，打得不好，而清廷拒绝了谈判。
因此，当张煌言从江南西南部经陆路拚死逃至浙江沿海时，郑成功从海路回
到厦门，时为1659年秋。
退到台湾
回到厦门不久，郑成功开始准备对付清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当 1659
年8月，他侵入江南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遣将军达素率领援军南下。当
达素于1660年2月到达福州时，郑成功召集他的仍然不算少的军队和水师保
卫他家乡的岛屿。但是，尽管他的兵力仍很强大，信心却因南京的失败而动
摇了。
6月，达素从泉州和漳州发动对厦门和金门岛的进攻。像以前那样，清
舰队被击败，但这时郑成功没有理由庆祝胜利。因为清军的准备工作给他的
印象太深了，而他自己的战士的表现则不能使他满意。他还知道，清军此时
已在其他各战场取得胜利，因此能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福建，进行不断
的进攻。的确，在8月和9月，清廷派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并派难以对付
的安南将军洛託做他的助手。郑成功要在强敌的反复进攻下保住这块弹丸之
地，看来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 1661年春初，郑成功要他的将领接受一个早先被否决了的建
议：把郑氏的主要基地移到台湾。有人反对说，台湾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
流行的蛮荒之地。但郑成功之意已决，因为他需要一片比从前更大和更安全
的领土，这片领土仍然要靠近东亚的贸易路线。也许他这时轻信地回想起关
于台湾是如何富饶的夸张描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中国雇员告诉他
的。
从1624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他们称为福摩萨）的西南海岸保
持一个贸易殖民地。他们同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
① 1659 年阴历头三个月的日期，不仅由于原始资料的错误，而且由于永历历与现在的清历之间的歧异而变
得复杂。由于闰月的插入不同，清历与南明的各种历在这里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 年，1650—1651
年，1653 年，1659 年和1662 年。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257＇ （台南，1962 年），和傅以礼：《残明
大统历》＇180＇，载《二十五史补编》，第6 卷 （上海，1937 年），第8841—88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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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因为后者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公司的许多办事人员
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在这个殖民地日益增加
的中国移居者中发生过一次反抗，被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从那时起，
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准备都引起新的谣言，说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
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但设在巴达维亚的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警
戒部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1661年3月，郑成功下令出征台湾。4月21日，他的舰队离开金门，但
在澎湖列岛因坏天气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郑成功确信航行一定顺利，到了
台湾就会有食物，因此舰队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当郑成功的人于4月30日①
终于到达荷兰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时，他们饥饿得要死。不过，一支由为数可
观的船只组成的舰队上的数千人，必定使台湾凭借破旧的城塞和两支战舰的
几百个荷兰人完全气馁。
5月1日，郑成功要求荷兰人的两个要塞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
去，因为他对他们没有恶意，只需要他们“交还”他父亲允许他们使用的领
土。他拒绝了该公司的福摩萨议事会和总督揆一提出的同那里的基督教徒和
平共处的建议。赤嵌无法防守，首先被放弃，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帜”，
摆开了战场。
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进攻安平。首先，他从来不喜欢代价很大
的围攻。他认为夏季的季风将使向巴达维亚的呼救推迟好几个月，在这个期
间饥饿将使荷兰抵抗者投降。此外，郑成功自己也面临食物短缺。预期从大
陆来的供应船只没有来。大米几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谷物和芋头远远不够。
结果，郑成功被迫把大多数战士投入农耕。他们中有许多人死去或染上当地
的疾病。他完全没料到越过台湾海峡有这么困难，也没料到台湾是这样落后。
要不是荷兰方面的颇为异常的举动，他也许根本不会成功。
8月12日，出乎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救援”舰队到达，并设法要将
人员、食物和物资运进安平。9月，郑成功被迫恢复进攻，尽管现在他的军
队实力大减，但舰队首领由于敌人的众多和安平的困难状况而感到气馁，遇
到第一个机会就抛弃这个殖民地逃之夭夭。这自然使安平的守卫者丧气，12
月16日，有一些荷兰兵叛逃到郑成功这边来。领头的叛逃者向郑成功提出有
价值的劝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进攻这座要塞。1月27日，总督揆一和议事
会决定谈判投降，于1662年2月1日正式缔约，结束了历时九个月的苦难。
①
在荷兰人离开之前，郑成功就已把他的这块地盘命名为东都。虽然他继
续奉永历正朔，但开始像独立王国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台湾，制订税制，规范
渔猎，分配土地，并傲慢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
当郑成功的个人要求同他的追随者的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对这个他精心
培育起来的组织的权力开始瓦解。这在下述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662年
3月，他命他的长子郑经和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携家眷去
台湾。由于知道台湾很艰苦，他们拒绝服从。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
部下的不道德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① 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28＇ （北京，1937 年），第19—23 页；维克托·B。利伯曼：《缅甸洞吾
的地方改革》＇342＇，《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3，3 （1980 年），第548—549 页。
① 蒙亭昂：《缅甸史》（纽约，1967 年），第149—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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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6月，当郑成功得知郑经与乳婢奸生一子，情况就变得危急起来。
他立即下令处死郑经、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为她失于管教。当他
部下的将领试图用乳婢母子的头来使他消气时，他愈加愤怒，下令把他们一
同处死。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将领之中引起相互猜疑，于是开始叛变。
清水师封锁的影响也显露出来，这导致更多的官员叛变。
这时郑成功还得知永历皇帝被俘，也许已被杀。他由此感到的绝望，加
上他父亲在1661年11月24日被清廷处死的消息以及儿子的违抗，使他精神
上受到严重打击，遂一病不起。他于1662年6月23日死于台湾，死因可能
②
是精神错乱和它所引起的某种疾病的综合症。时年37岁。
张煌言和他的抗清战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骚扰活动失败。他几次请求监
国鲁王复出，再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兴明朝的机会。但是鲁王已经病重，于1662
年12月23日死于气喘病。
厦门的将领拥戴郑经为他的父亲的继承人，在他和得到台湾文武官员支
③
持的郑成功的弟弟郑袭 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郑经暂时击败了他在台
湾的反对者，并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于1664年被清军接管。虽然他和
他的儿子保持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20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
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② 关于这次处死，官方资料没有记载。5 月19 日和25 日的日期，分别来自杨德泽的《杨监笔记》＇610＇ （康
熙时期（1662—1722 年）；重印，上虞，1916 年），第28 叶，和邓凯的《也是录》＇508＇ （晚明时期＇1368—1644
年）；上海重印，1896 和1936 年），第351 页。
③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27—30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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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明朝统治的将近300年，很难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
发生的变化，触及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历史编纂学就其最广泛的意
义来说，也不例外。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看，
明朝最后100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100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
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
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16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
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16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
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
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
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 （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
大多数）的平均数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
①
间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
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
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①
也与之相等。”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
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
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 （坎布里奇，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 （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 （上海，1934 年），附录Ⅱ，
第290—328 页。
② 庄金德： 《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