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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
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1754—1816年），
继他之后是19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 （1830—1894年）和傅以礼 （1826
①
—1898年）。 此外，19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
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
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 （1810—1862
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
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
启超 （1873—1929年）、章炳麟 （1868—1936年）和刘师培 （1884—1919
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17世纪时汉族人
② 谢国桢编的 《明史资料丛刊》，1 （江苏，1981 年），第1—160 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③ 见《禹贡》，5 （1935 年），第29—41 页。
①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 （1619 年；北京1959 年重印），第464—467 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
录》＇233＇ （1608 年；台北1965 年重印），4，第9—14 叶（第103—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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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
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
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1911—1912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
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
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
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但在本世纪 30年代和
40年代，促进南明知识的原动力有了新的变化，像柳亚子这样的学者兼政论
家，用这个时期的故事来鼓舞抗日的民族感情。
这个突然对南明著作普遍感到兴趣和几乎是发狂地出版各种各样手抄本
（往往很少或者不去证实作者、可靠性或质量）的浪潮，很快启发了两位杰
①
出的爱国学者进行书目研究。谢国桢详尽的《晚明史籍考》和朱希祖更有选
择的 《明季史料题跋》至今仍然是晚明和南明资料最好的现代指南。
1949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以后，中
国人对南明的兴趣在性质上有了明显的分歧。在台湾，从大陆逃来的人从沿
海的抵抗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类似。刚从日本人的殖民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
本地人，不仅发现郑成功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从而加强了他们是中国少数
民族的意识，而且是抵抗大陆武力统治的一个不屈的象征。对这两部分人来
说，在对南明历史的构想中，赫然出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
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
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1957年—）。②
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
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
“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
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
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
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
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
“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世纪到目前为
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
③
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
和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
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年，大陆中国的学者
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
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①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 年），第822—862
页。
② 见《明代的军屯》＇558＇ （北京，1965 年）。
③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 （上海，1957 年）和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 （北京，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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