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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1430年5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
边境防务集中在那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
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
前，同时又限制了中国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①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1431年初期击败阿鲁台。此事又促
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最后，在1434年9月的母纳山之战中，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4—795 页。
① 可简略地参看约翰·K。惠特莫尔：《交趾和新儒家：明朝改造安南的企图》＇562＇，载《明史研究》，4
（1977 年春季号），第71—72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19、147—151 页。顾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747 页。关于刘观的罪行和惩处，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63、117、118 页。
①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39—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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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这时无可争辩地成了蒙
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朝廷的友好关系。当他的野心
勃勃的儿子也先 （死于1455年）在1440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
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时，局势就完全改变了。②
日本和朝鲜
宣德在位期间，明朝廷积极设法改善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宣帝恢复了
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永乐时期已经处于
衰落状态。1426和1427年，皇帝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的1404年协定，
作为改善关系的措施。他增加了每10年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义持
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
但他的继承者义教（统治期1429—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
兴趣；1432年2月，宣德帝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
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义
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就在9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
带领一个使团于1433年6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
产等贡品。7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的使团在
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③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
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
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
易，并且获得了厚利，尽管双方不时发生争执。明朝廷则希望在镇压中国沿
海的日本海盗 （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中国人认为，他们未能达到这
方面的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的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
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宣德帝和李祹王（1418—1450年在位）都在位期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一直是亲切的。双方定期互派使团和互赠礼物，1426年2月，皇帝命一名宦
官率第一个使团去朝鲜。他赠朝鲜王丝绸，以回报这一年早些时候朝鲜王派
使团带礼物访华的行动。下一年，另一个携带礼物的使团被派往朝鲜；这一
次，皇帝要求5000匹马以供军用。要求很快被满足。1429年晚期，明帝两
次知照朝鲜王，劝告他不要再用他本国不生产的金银器皿作为贡品，并且还
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动物——这个劝告在 1432年又被重
申。1433年末，皇帝婉言谢绝了朝鲜王要求派学生来国子监攻读的请求后，
①
赐给他一套儒家的经史著作。这是宣德时期最后一个派往朝鲜的官方使团。
根据明代史料，宣德帝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愿望，似乎是出于扩大中国的
影响和取得战马的明确目的。但是朝鲜的记载《李朝实录》透露，皇帝与其
祖父永乐帝一样，常常有除此以外的个人目的。1426年，明朝要求处女和宦
官以充实皇帝的后宫，还要求女厨师以满足皇帝对朝鲜佳肴的爱好。后来，
中国人要求猎鹰、猎犬和豹，供皇帝玩赏。李祹王亲自选7名处女，并随带
10名厨师、16名侍女和10名年轻的太监于1427年8月离开汉城，两星期后
②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0—231 页。
③ 关于周忱的使命，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91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26—12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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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北京。11月，应明朝廷的要求，另一名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1429年，
皇帝要求并收纳了另11名厨师，以及大量的鱼和泡菜；类似的要求一直继续
到1434年，直到1435年4月，即宣德帝死后两个月，53名已在中国住了10
年并希望离开的朝鲜妇女才被送回国。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另一
面，这一面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②
东南亚
宣德帝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永乐帝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
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
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
③
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 。在维持这些关
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
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
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
困难。①
在这些有节制的关系中，一度短暂地恢复了皇帝主办的海上航行。1430
年6月，宣德帝命郑和指挥第七次、事实上也是最后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
集结的舰队直到一年半以后才离开福建。按照皇帝的设想，它们的使命是恢
复永乐帝促进的纳贡关系。舰队沿着熟悉的航线重新访问了约20个国家，航
行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样，它们带回了携带宝石
和异国动物等礼品的外国使团。这时已60多岁的郑和于1433年6月回国，
没有亲自访问每个国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从
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1434年带了一部分
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1433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
其中15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②
皇帝为什么重新推动、然后又中断郑和的远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对
此曾作出过种种解释：国家资源的大量耗费、杨士奇和夏元吉的起作用的反
对、对北方边境防御的日益增加的关心、永乐帝死后明朝海军力量的衰落。
这些因素的综合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当宣德帝下令恢复远航时，
他不顾朝廷的反对。在反对远航最为激烈的杨士奇死后不久他作出这一决定
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但是
这些冒险行动引起的反对依然存在，他以后几代皇帝就没有认真考虑进一步
的远航了。③
虽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断海外扩张，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这项决定严
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
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
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宣
②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75—77、111、253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0—143 页。
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112、114、119、134 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217、231、
235、238 页。
② 见周良宵：《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第64—65 页；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
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41—45 页。
③ 关于这些数字及其重要意义，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第102—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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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
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宣德帝的遗产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于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死去，终年36岁。他在
位只有10年。他被尊为章皇帝，庙号宣宗。他留下二子二女及原配妻子胡氏
（死于1443年）、妃子孙夫人（死于1462年）和他母亲张太后（死于1442
年）。在临终时，宣德帝指定已在1428年5月被定为皇太子的8岁的朱祁镇
为他的继承人：这名儿童作为英宗进行统治。张太皇太后领导一个摄政团，
它一直统治到1442年她死去时为止。①
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相当理想主义地把宣德帝描绘成一个
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这似乎言之有理。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
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1428年）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
手册《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①
在施政时，宣德帝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
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三杨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
建议。可是，他在强化行政制度和皇帝权威方面，表现了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当出现危机时，宣德帝的行动是果断和负责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
出从安南撤军的最后决定时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关心公正的施政。虽
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
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审判。他一贯命令复审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这样的再审理
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名无辜者获释。①
总之，宣德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
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
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
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
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②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
88—92 页；伍丹戈：《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597＇，载《社会科学战线》，4 （1979 年11 月），
第168—171 页。关于周忱和况钟事迹的详情，见蒋星煜：《况钟》＇72＇ （上海，1981 年），第34—42、72—76
页及各处；关于况钟，还可简要地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51 页。
① 关于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和松江财政改革的简明论述，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95＇，第69—
71 页；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
第98—105 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
100—101、106—111 页。
②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4—95
页；关于周忱的财政措施对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改革的影响，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
＇254＇，第101—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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