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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900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铣 （1498—1548年）提出了一个计划，曾铣是镇压1535年辽东
叛乱的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他于1544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于1546年受
命负责西北所有的边境事务。1547年1月，他提出两种防止蒙古人入侵陕西
东部和山西的策略：在陕西修筑一条从宁夏向东到山西边界的防御工事线；
连续三年在暮春发动进攻鄂尔多斯的战役。皇帝立即发放200000两银子以作
准备，并命令曾铣征求边境地区的官员们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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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巡抚不肯响应。一个巡抚当受到催促时，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致仕。
皇帝谴责他无能，将他贬黜为民。他定要进行一场战役。当曾铣于1547年6
月上报他已将蒙古人从边境赶走时，皇帝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他再次拒
绝考虑俺答的互市要求。夏季晚期，当俺答建议与明联合反对小王子和东蒙
古人时，没有人敢于上报。
但是，1548年2月，皇帝突然收回了他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曾经
上报饥荒的山西和陕西，征发引起了骚乱。又谣传曾铣曾经克扣军饷。严嵩
确知皇帝知道这种传言。当皇帝谕令作出估计以弄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
并断定是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开始批评这整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严嵩否认
对这些军事行动有任何了解，说这件事是由首辅处理的。朝廷完成改变了以
前支持进攻性策略的一致意见。曾铣于4月，夏言于10月被处决。直到1551
年为止，出征蒙古人的念头被放弃了。①
1550年入侵北京
1548年6月蒙古人袭击宣府，打败了帝国的军队。10月他们又入侵，劫
掠和屠杀远到南边的怀来，怀来距北京只有骑一天马的路程。严嵩把入侵归
咎于他的对手夏言的进攻性策略，但他自己提不出对抗这些策略的作战方
针。11月，入侵的一些部队突入了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1549年3月，当俺答再次袭击宣府时，他击溃了帝国的军队，但明军设
法堵住了他的退路，打胜了几次遭遇战。在这次入侵期间，明的几个指挥官
受到警告说，要是不准互市，北京将在秋天受到袭击。皇帝在被告知这一情
况后，他命令采取措施以挫败这种计划。
到1550年3月，已有150多天没有下雨雪。谍者报告说，游牧部落正在
为一次较大的袭击而集结。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蒙古人被这个地区
的总兵官收买而到别处去，于7月东驰。9月26日，整个入侵部队突破北京
东北仅仅40英里的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大运河北方的终点，北京
以东约15英里），在那里建立了营寨。9月30日，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北京
城门。10月1日，这座城市受到围攻，郊区遭到洗劫。
在1550年，京师诸戍军的军籍簿登记了约140000个人名，但只有50000
或60000人派给了军事任务；其余的人在建筑工程上干活。当能找到的士兵
集合起来被迫到城墙外并作战时，他们不肯动一动。到来保卫这座城市的增
援部队没有粮食，而且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找到。他们正饿着肚子，不能胜任
打仗，但有能力洗劫。兵部尚书狼狈不堪。他只能等待蒙古人撤退。他因严
嵩的建议而命令各总兵官不要追击，因而入侵部队能够在几天以后，带着他
们掠夺来的东西一无损失地撤走了。
1550年后的局面
1550年10月6日，兵部尚书因不能保卫北京而被处死。太监们在这座
城市东北的财产被洗劫，他们抱怨文官们使军队退缩不前，因而蒙古人到处
抢掠。皇帝非常愤怒。10月2日，他举行了自1539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41＇ （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第50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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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肯向朝臣讲话。他的谕旨是在午门上宣读的。所有文武官员都不负责，
玩忽他们的职守；只此而已。严嵩曾劝告兵部尚书不要派出军队，理由是，
在京师附近地区战败是不能掩盖的。但是，当皇帝要这个尚书的命时，严却
不愿为他说情。
皇帝这时把北京的军务委托给仇鸾（1505—1552年），他就是在7月贿
赂蒙古人从大同旁边过去的总兵官。仇的部队在靠近北京的居庸关扎营，他
们到来保卫京师在10月2日，皇帝因而十分感谢。可是当仇鸾于10月6日
与蒙古人交战时，失去了千余人，他仅仅保住他的命逃了回来。然而报了捷，
他得到的奖赏是统率北京周围的所有戍军和京营的职位。严嵩也因导致1548
年夏言被处决的证言而感谢他，安排了这一任命。
1551年1月，仇从边境戍军调了60000名部队到北京训练。兵部反对，
理由是这使边境地区易受攻击。但是，仇打算出征蒙古，尽管他在战场上有
过损失惨重的经历；他需要一支可以开出北京城门的军队。
1551年4月，俺答派他的养子托托（死于1591年）来要求互市权利，
尤其是开设马市。仇和严嵩两人都力请皇帝允准这一要求，以便拖延时间作
进一步的准备。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俺答手下的蒙古人，作为对两个每年一
次的马市的回报，将停止入侵边境。实际上仇鸾害怕蒙古人，不想和他们对
抗。
蒙古人有六个月停止入侵。后来他们希望用牛羊交换粟豆。他们的这种
要求被拒绝，他们在1551至1552年的冬季便又开始入侵。俺答这时坚持这
一要求，答复说，他的比较贫穷的臣民没有其他东西交换，正在挨饿；要是
这种交易被拒绝，他不能对其后果承担责任。当俺答接着谋求适合于他的交
易时，他遭到拒绝，他的使者被逮捕。马市就此收场，尽管直到1552年10
月马市并没有正式停止。
仇鸾于是不得不和蒙古人交战。1552年4月，他的部队在大同以北的草
原上被伏击并遭受严重失败。仇又报捷，但皇帝不相信。既然沿边的入侵仍
未减少，仇的命运便已注定。他的权谋受到抨击，他于8月31日死于溃疡恶
化。在死后被定为谋叛罪以后，他的尸体于9月13日被掘出并肢解，他的首
级在边界以外示众。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住入侵，入侵继续到了冬季。
1550年以后，入侵的性质有了变化。以前的入侵限于陕西和山西，由俺
答发动，只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东蒙古人参加了1550
年的入侵，证明非常成功，以致此后他们开始在辽东和沿东北边境入侵。在
其后的20年中，入侵事件沿整个北方边境发生，某些范围较大的入侵是相互
配合的。这使边境戍军承受了大得多的负担。不再能够调动军队去摒挡一个
地区所受的攻击，每支戍军的力量都必须增强，因为入侵部队的规模加大了。
已经变得很明显，不可能把蒙古人从边疆赶走。
1553年4月，开始修建一道土墙以防止北京南郊再遭劫掠。1541年曾提
出类似的建议，但没有任何结果。在1550年的大范围劫掠之后，需要这样一
道墙是显而易见的，修建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这道墙在七个月内便完工，
部分原因是许多人逃荒到北京，因而有大量劳动力可用于完成这项工程。
1550年的事件使皇帝确信他不能依靠京师的戍军保卫紫禁城。1552年，
他建立了在皇城内训练的由太监组成的内武府。没有人敢于反对。皇帝是正
确的；他不能依靠京师戍军。内武府成了一个有权势的机构，一个完全由太
监组成的军事官僚机构，不受朝廷官员们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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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50年到1566年，蒙古人每年都入侵。在1557到1558年的冬季期
间，大同附近一个被围攻了六个月的要塞，这时几乎弃守。发生这一事件是
由于俺答长子辛爱（死于1586年）的一个妾和与她有私情的一个被俘的中国
人逃到大同边境，被收容。辛爱想索回这个妾，迅即发动袭击。被吓住了的
总兵官归还了这个妾，她此后不久便被处决。辛爱在此以前已确定中国不会
开仗，继续围攻，同时在山西劫掠。到1558年4月，这个要塞已陷于绝粮境
地，严嵩建议予以放弃。皇帝拒绝了。相反，他下令向这个要塞运送给养，
保卫这个要塞。粮饷没有到来，但当增援部队抵达时，蒙古人撤退了。
到了1558年，保卫北方边境的费用已经常不能如期支付。1552年早期
户部和工部已上报，1550年10月以后计划用来保卫边境的总收入总计约为
1000万两银子，而总支出超过1300万两银子。皇帝于1553年下令铸钱时，
他被告知，太仓所有不足以支付边境费用。1556年1月，一次大地震破坏了
山西大部和陕西东部。只渭河流域据报就死了800000多人。此后几年不能征
税。1557年，紫禁城内的三个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全被焚毁；必须立
即为修建费用支付款项。当皇帝于1558年向大同附近被围困的要塞运送给养
时，户部上报说，太仓所有不足200000两银子，不能供应这个要塞。
这种情况从未改善。在1550和1560年之间，许多戍军的粮饷倍增，而
可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固定的。差额只能从北京的太仓支付，太仓常常是空空
如也。
在这个10年里，明军只赢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1560年，大同总兵官
在大同西北80英里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指挥了一次对蒙古据点的袭击，并
放火烧了它。这证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入侵仍在继续，蒙古人并没
有从边境地区撤退。只能指望各支戍军在各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口打退入
侵的部队，这些关口通向华北平原和京师。没有提出或者实施进一步的进攻
性的战略。1550年以后，皇帝自己对军事部署很少关心；他沉溺于对长生不
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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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和朝廷政治
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最初集中于据说将导致或增强生育能力的仪式和实
践。早在1523年，朝廷官员们就抱怨他因他从不离开嫔妃而不听进讲，以及
他为道教仪式的献礼而花钱过多。这类为生育能力而祈祷的仪式前一朝已经
在举行，因一个太监的推荐而在皇室中继续了下来；这个太监可能也向皇帝
介绍了道教的春药（被称为“不死药”）。皇帝在其统治的头10年没有孩子
降生，他对生育能力的关心增加了；在他能够立嗣以前，他自己的地位是不
够有力的。
1524年，他从江西征召一个叫邵元节（1459—1539年）的道教名人到朝
廷，他是他的师傅——一个有势力的道教大师——推荐的。到1526年，邵因
求雨和禳灾已博得皇帝的恩宠。1521年以来，整个帝国上报的水灾、旱灾和
地震的次数异常多，1525年尤其是一个坏年头。1526年3月当邵的地位提升
并被委以全部道教事务时，北京仍然受到一次严重饥荒的控制。他禳灾似乎
是不灵验的。1527年，洪水横扫皇帝从前在湖广的封地，而北京或北京附近
不下雨。被看作不祥之兆的彗星于1529、1531和1532年出现，最后一次历
时115天。这几年，皇帝的政策仍然受到怀疑，这些朕兆被认为是上天对他
不满的表示。
皇帝拒绝接受这种解释。1532年11月，当一个御史认为最近的彗星是
需要削减修建项目的一种警告时，他没有被理睬。相反，皇帝想找到吉祥的
兆头。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是受命进行统治，而不需要对他的一切措
施和决断的无休无止的批评。因此，当像白兔、白鹿之类的吉祥物作为善政
的证据而被呈进时，他通过祭告皇室祖宗而吸引人们对它们的注意，并吩咐
朝臣向他祝贺。
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邵祈祷生育能力的功效更感兴趣，把 1533年以后生
了几个孩子归功于这种祈祷。1536年10月，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几个月
后邵再次被加恩。在1533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幼年即死之后，皇帝渐渐为立嗣
并加以保护而感到烦扰。这次他甚至不肯把孩子托付给嫔从们，改而从平民
中征召了一批保姆。
邵这时已有70多岁，身体又不好。当皇帝于1939年3月巡幸他以前的
封地时，邵病重以致不能陪伴他，不出一月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