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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烫样（建筑模型）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4）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䜣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䜣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䜣决定出面干预。
“同”、“治”组玺四
奕䜣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䜣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䜣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䜣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5）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䜣，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䜣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䜣、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洌А⑸蚬鸱摇⒗詈柙宓仁斯僦埃冈鹚恰芭蟊饶蔽还臁保檎倭可惺椤⑹汤伞⒆蠖加贰⒛诟笱浚急傅敝谛即粟汀�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
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䜣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1）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
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同治皇帝像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