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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起来的。因此，这种启示不仅使他产生了一种生命的统一观，而且还使他透过表象，洞悉了肉眼所看不到的更为深刻的真实。他自己把这种感受比作拨开迷雾，清除障翳。这种对于生命各领域中更为深刻的真实的理解，正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基调和精髓。
因此，出现在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满蘸着感情的浓墨。它们是强烈感情的高度概括和鲜明爱憎的集中体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情力量，语言凝炼，言短情长，余味不尽，耐人深思。《素芭》中的哑巴姑娘就是诗人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描绘出来的。作者写道：“素芭虽然缺少说话的能力，却不缺少一双垂着长睫毛的大黑眼睛”，“这一双眼睛却不需要翻译；思想本身就反映在这眼睛里”。“那些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象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这不象散文，而象诗歌。由于运用这样一种诗的语言描绘素芭，使人从她的眼睛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哑巴姑娘的思想性格和喜怒哀乐。诗人满怀着深厚的感情，展示了素芭的孤寂、沉默、忧伤和哀怨的心情，以及她对大地母亲和母牛的热爱。这种诗一般的描绘使读者对素芭不能不产生深厚的同情。泰戈尔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语言，精练细腻，含蓄深沉，耐人寻味。
基于诗人的气质，在许多小说中，泰戈尔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是诗意盎然的，寥寥几笔就可以巧妙地烘托出人物的情绪和心境。其手法之卓绝，处理之精当，一般诗人难以伦比。 《弃绝》中有这样的夜景：“一个月圆之夜，早春到处吹送着满含芒果花香的微风。一只杜鹃藏在水塔边一棵老荔枝树的密叶中，它不倦的柔婉的呜声，传进了慕克吉家一间无眠的卧室里。”美丽的夜景映衬出赫门达的心境：“象一阵晚风，在心爱的花丛中嬉戏”，轻轻地将他的妻子“摇到这边，又摇到那边，想使她快活起来。”诗人以传神之笔，描写了月圆之夜，早春含香的微风和杜鹃柔婉的鸣声，便把美丽的夜景展示得淋漓尽致。这又恰好烘托出赫门达对妻子的喜悦心情。在美丽的夜景中，有无数可写的的素材，然而作者从中只选择、提炼和概括出三个方面最富有表现力的景物，不仅衬托了人物情感，诗味浓烈，而且再现了情景之间血肉难分的内在联系。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获得了以少胜多、以小见大的良好效果。情景的交融，又衬托出东方风韵的迷人之处。
泰戈尔短篇小说具有浓烈的诗意，往往更直接地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运用诗一般的艺术语言从事散文体小说创作，因而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常常会使读者沉醉于小说中描写的情节和人物之中，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他的语言用于讽刺嘲弄的对象上，则显得更加辛辣、尖锐和有力。在《加冕》中，作家讥讽了总是想博得洋主子垂青的父子俩。拿彭杜的父亲，是个在政府英国官员中颇为知名的人物，作者的笔充满思想的尖锐：“他一生航行在宦海里，把哈腰点头作为双桨，手不停挥地划动着，曾经划到人迹罕至的海岸，荣获拉依巴哈杜尔的封号”；当他“两眼巴巴还盯住迷离飘渺的最高顶峰——藩王封号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给带到一个荣华富贵总成空的地方去，他那疲于鞠躬的颈项，就在火葬场的干柴堆上永久地安息了。”作者笔锋一转：“根据现代科学，力量是不灭的”，那么“普伦杜哈腰点头的力量……也就从父亲的肩头移到他克家之子的身上来。于是乎拿彭杜的一颗年轻轻的脑袋，就如风里摇曳的南瓜一般，开始在身居高位的英国人士门前摆动起来。”这样的嘲笑讥刺，一针见血，象一支利箭，射中了被嘲弄对象的要害。这种充满幽默和辛辣力量的语言，对那些麻痹于洋奴心理的人必然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这样的语言出现在泰戈尔不少小说中，构成其诗化小说的一大特色。
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开拓，是泰戈尔对印度文学的重要贡献。在长篇小说方面，他有一位卓越的前辈——般金·查特吉。但就短篇小说而言，泰戈尔在印度是前不见古人的。他努力发掘传统，由此获得极大的愉悦和乐趣。在一封发自希勒达的信中，他坦诚道：“要是我不干别的，只写短篇小说，那我才开心呢，而且也会使不少读者感到高兴。我高兴的原因在于，我笔下的人物成了我的同伴：阴雨天我闭门不出，他们与我为伴。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陪我漫步在巴德玛河西岸。”常常是那些心地单纯的普通人，那些在乡村逗留期间遇到的成人或孩子，为泰戈尔的一些短篇杰作提供了构思的素材。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独具尖锐的针砭和批判的锋芒，涉及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饥饿的农民到王公、富豪和广有田产的贵族。他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揭露了库林制度（孟加拉一些婆罗门家庭所严格信守的习俗）的罪恶，表现了孟加拉妇女的悲惨命运。《一个女人的信》、《出类拔萃》是它们的代表作。在《无名姑娘》、《信托之产》等另一类小说中，揭露了彩札制度造成的屈辱与痛苦。他有六七篇小说的主题是，在印度式大家庭那种太平无事的门面背后，经常隐匿着无聊的妒忌和争斗。他还喜欢讲述莫卧尔帝国时代大地主没落的故事，这些人已经破产，但依旧生活在浮华的、过分讲究礼仪的梦幻世界里。《拉斯马立的儿子》和《哈尔达家族》等几个短篇小说，充分说明了这一没落过程的悲剧性结果。围绕同一主题，小说《萨库尔达》作了更细腻的描写。所有这些小说，证明了泰戈尔对生活的见解的政治色彩。
我们看到，泰戈尔的某些短篇小说，与爱德加·艾伦·坡的《怪诞故事集》一样，夹杂着许多超自然的因素。这类题材的佳作，当推一位旅行家在列车行进中讲述的《饥饿的石头》。那位故事讲述者曾在一处被遗弃的中世纪宅邸中盘桓数日，这所房子过去是一位苏丹的行宫。一天夜里，他恍惚看到一个身着后宫装束的陌生女子向他招手，于是尾随而去，不料，他打了个趔趄，幻影便不见了。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些徒空四壁的屋子，象是住着一些当年的人。讲述者得知，过去在这里曾发生暴行，连石头也受到诅咒。这些石头已经饥饿难耐，会吞掉任何在宫中逗留超过三夜的人。小说以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为结尾。这位仍活得很自在的讲述者，究竟如何防止灾祸临头，读者无从知晓。因为在故事讲完之前，听讲人就在列车停靠的一个车站下车了。
泰戈尔创作了二百多个短篇小说，其中约二十篇堪称耀眼明珠。这些作品构思巧妙，人物刻画生动，真实可信。他从整体上观察人的存在，详尽地探讨了人的存在是悲剧性的、痛苦的这一主题，揭示了人对人的残酷。但即便是最悲惨的情节和故事，读者也没有产生绝望的感觉。读者看到的是人的弱点，而不是人生没有价值。在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会突然展现，从而启发人的良知。在小说《喀布尔人》中，在那个帕坦大汉的身上，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音乐和绘画的才能
从与音乐的接触中，我找到了心灵难以接近的最高主宰
泰戈尔喜欢欣赏音乐，而且把这看作在追求最高实在过程中的最高奖赏。他将美的感受看得高于纯分析的推理。在各种不同的美的享受中，音乐所提供的享受是最完美的。从这个意义上，才能解释王尔德·佩特的著名论断：“一切艺术皆以音乐为指挥”。泰戈尔曾向一位朋友承认，在他深为激动时，本能的反应是在音乐方面，而不是在诗歌方面，尽管他主要以诗人享名遇逐。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警句：“神敬重我的工作，但他喜爱我歌唱。”
有时，泰戈尔不仅把音乐作为艺术上的体验，而且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将音乐置于其他艺术之上。人的内心感受，词语常常难以畅达，唯有音乐才能表现。“羞怯的心灵难以倾吐的话语
我为她披上音乐的衣装去表达。”
他有时感觉到，通过音乐，比通过诗歌更能有力地抓住听众，他甚至大胆预言，从吸引观众的魁力来看，子孙后代对他的音乐作品的尊重将超过他的文学作品。这一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不仅是孟加拉，全印度都已承认泰戈尔的歌曲。
罗宾德拉调式作为印度音乐中的准古典调式之一，已经得到公认，与旁遮普的塔巴调，或勒克瑙和巴拉纳斯的土姆瑞调一样，泰戈尔音乐作品的意义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泰戈尔写有两千多首歌词，其中绝大部分由他自己谱曲。他的侄孙南德拉纳特有敏锐的听力，而且受过全面的乐理基础训练。当诗人哼起一首在他心中就要成形的歌曲时，迪南德拉纳特便把曲调记录下来。
泰戈尔音乐的形成因素，首先来自泰戈尔家庭环境，这一环境使他从孩提时代起在无意之间对音乐产生了爱好；其次是西方音乐，尤其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受到的音乐方面的影响；还有印度北部古曲音乐传统的长期熏陶；最后，则是形式多样的民间乐曲，特别是具有孟加拉风味的宗教流行乐曲。
音乐作品的大量创作，表明了泰戈尔涉猎的范围极广。一个人的作品如此之多，令人惊奇。1878年，他与哥哥萨迪延德拉纳特同住在玛达巴德期间，便开始为自己写的歌谣谱曲，当时年仅十七岁。三年后，他将欧洲的一些曲调运用于他的剧作《蚁垤仙人的天才》中。在以后的几十年，继续进行音乐创作。他以写歌剧开始，六十年以后，意味深长地以创作舞剧结束了音乐生涯。这样，在音乐与同属一类艺术的舞蹈、戏剧之间保持了延续不断的联系。在内容方面，人生的世态炎凉，大自然的万千气象，无不反映在他的乐曲里。从巴德玛河、恒河上摆渡的艄公，到井边汲水的姑娘，种稻子的农妇，浪迹四方的歌手，飞梭走线的纺织娘，诗人在凡人琐事中听到了生命的乐章。
罗宾德拉的歌曲赞美了春天和雨季。咏唱了与这些季节相联系的小鸟、鲜花和树丛。人心灵中的种种感觉与激情在这些乐曲中都有表现：爱国主义，宗教信仰，人在面临宇宙的奥秘奇观时所产生的惊叹，感思，希望，尤其是爱，各式各样的爱；母性的，夫妻间的，浪漫的，朋友间的，神秘的，都以各种方式表现在他的乐曲之中。
泰戈尔的音乐天才是罕见的。即便风格接近古典拉加曲，泰戈尔的音乐作品，也以其具有诗歌的特色而显得不同凡响。在中世纪，印度产生过集音乐与诗歌两方面的才能于一身的天才：阇亚提婆，苏尔达斯，米拉拜，阿米尔·库斯洛，等等。但若要论在音乐与诗歌两者的结合上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泰戈尔较为显著。在听了同时代的一些著名歌手演唱后，他发现，从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那些歌词不是晦涩难懂，就是极其平庸。泰戈尔的重大贡献在于：使音乐与诗歌再度结合起来。他的一位弟子兼合作者指出：“泰戈尔诗作的结构，准押韵与韵律，元音、辅音的恰当调配，开头、停顿和结尾都是与乐曲谐调一致的。诗的含意总是衬托出音乐的寓意。在他看来，歌词是离不开乐曲的，二者密不可分。”
音乐和作曲创作，重要的是语词的声调，如准押韵与韵律。语词的意义也必须在艺术方面得到重视，在精神方面提升境界。迦梨陀娑在谈到一首诗的音、意之间的关系时的一段话，也可用来评论一首歌的曲调与意义：二者唇齿相依，就象大神湿婆与雪山神女一样。人们有时强调，即便是拿泰戈尔的作品来评价，他基本上也是一位诗人，在罗宾德拉乐曲中，意义（或者说是主题）决定了曲调。就艺术作品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更难以确定哪一方面应优先考虑。意义固然重要，但诗人告诉我们，音乐有时会使意义变得明朗。他在《回忆》中说：“就和我们国家的情况一样，妻子以承认的依附性来支配丈夫，而我们的曲调呢，尽管表面上只是附属的，但最终却左右了歌曲。”他以自己的一部音乐作品阐明了这一点。一次，他一边哼着曲子，一边写出了以下两行歌词：“请不要把秘密埋藏心底，我亲爱的，悄悄地告诉我吧，只告诉我一人。”
他后来发现，这些歌词本身未能达到曲子要求的意境。他在《回忆》中说：“这首曲调告诉我，我亟于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