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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知识，但他对英国人却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他试图证明梵社的教义和基督教义具有极为相似处，一有机会就要献殷勤，说肉麻话，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英国人。哈兰常到帕勒希家走动他很想娶苏恰丽达做妻子。
戈拉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看到外国人常常嘲弄印度或印度的文化宗教和习俗，就毫不犹豫地成了印度教的拥护者。在斗争中，他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勇气、镇定以及对印度教信条的虔诚。他的信念十分强烈而执着，有时索性拒绝听取别人的见解，戈拉不喜欢梵社。他不喜欢人身攻击那一套，也不会搞歪门邪道。但和那一场引导人们摆脱经受了漫长岁月考验的古老信念的运动，他不愿有任何交往。戈拉认定，只要抱定印度教的崇高原则，印度昔日的荣誉和尊严必将失而复得。戈拉对印度教的热爱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密不可分的。目睹骨肉同胞的苦难，他的心在流血。他的信念坚定，意志也十分坚毅。在个人生活上，他差不多是个禁欲主义者。除了自己的母亲安南达摩依而外，女人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各种诱惑对他都不能发挥作用。后来，他倾心于苏恰丽达，但却长期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宜到故事的末尾，当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被揭穿，从而使他那深沉的信念赖以立足的基础土崩瓦解的时候，他性格上的真正高尚之处才能展现出来。新的戈拉，宛如凤凰一般，在焚毁的旧事物的灰烬上获得再生。可以说戈拉是泰戈尔小说中十分成功的崇高的艺术形象。
这部小说的开头值得注意。帕勒希者先生在宾洛耶家附近遇上了一次小的交通事故。宾洛耶将他们父女接到家中，请来了医生，待帕勒希先生惊魂稍定，他又叫了一辆车送他们回家。帕勒希先生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宾洛耶答应了，他逐渐对这个婆罗门家族的温暖可爱、殷勤有礼和自由倾向产生了好感。这次偶然的遭遇使一对宗教观念不同的陌生人成为朋友。戈拉却感到恼怒，他不希望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受到异教思想的影响，更不欣赏宾洛耶对帕勒希的小女儿洛丽塔公开表示倾慕。他在宾洛耶的住处遇到了苏恰丽达，文雅妩媚的苏恰丽达使他惊奇，但他依然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戈拉的生活观念是比较保守的。他不喜欢“解放了的”姑娘，他全盘接受了“女子的地位是在家中”这一正统观念。他说，“男女之别，就和白昼夜晚的区别一样，各有明确的分工。在一个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社会里，女人就得和夜晚一样让人看不见，淑静文雅地在后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一传统的性别观念出自他的口中，更使人感到近于刻板。
苏恰丽达一开始对他的教条主义感到不解。可是，她越是不赞同戈拉的观点，对他那出众的人品就越发倾倒。她为他那深沉宏亮的声音所迷住。她反对他的见解，但不久发现，他的见解似乎别有一番道理，而他为这些见解所作的辩护也完全不同于保守的印度教教徒通常挂在嘴边的那些陈词滥调。他也许是盲目崇拜，但言辞中丝毫没有诡辩的意味。他的论点，即使这些论点是在为苏恰丽达无法同意的信念辩护，也具有一定的深度，包含着一定的深度，包含着独到的见解。
在一个婆罗门家庭中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苏恰丽达，总是习惯于把正统的印度教与盲目接受经文，无条件地服从宗教的形式上的诫令等同起来。眼下，她看到了一个正教的斗士，一个将偶象崇拜、因果报应说，以至种姓制度一古脑儿接受下来的战士，他的道德和知识水准明显高于许多狂热的婆罗门教徒。她为戈拉的高尚人格所折服。她被戈拉的爱国主义打动了。她了解戈拉越深，听到他为受压迫的穷人作出牺牲的事迹越多，对他的倾慕之心也越强烈。最后，她把戈拉奉为自己的宗教导师。
而戈拉对苏格丽达的眷恋也在难以抑制地发展。他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女性美的魅力。并且有些魂不守舍。他在宗教信念上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让。当然，变化还是有的。他在解释这些信念时，在跟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打交道时变得豁达老成起来。同时，宾洛耶与帕勒希一家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他放弃了先前笃信的一些印度教教义。宾洛耶与莎希的婚约已解除，他决定与洛丽塔结婚，甚至答应为尊重婆罗门的感情而在婚礼期间暂停膜拜偶像。宗教似乎在人情面前有所退让。
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逐渐进入了高潮，两位坚定的印度教青年倒向了婆罗门家族的姑娘。宾洛耶认为两个持不同信仰的人结婚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戈拉却能格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内心已经爱上了苏恰丽达，但却尽力克制本能的倾慕。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克利什那达雅尔病重，他感到自己生命即将终结，便把戈拉叫到病床旁边，告诉了一个除他本人和安南达摩依之外无人知晓的秘密。原来戈拉根本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在1857年的骚乱中被杀死的两个爱尔兰人的儿子。戈拉顿时感到自己的一生就好象是一场梦，他从梦中猛然醒来了。他重新发现另一个自己。他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祖国，连一个可以称为自己的神也没有。思想和情绪的混乱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内心的力量很快就显示出来。在紧急关头不期而至的一种奇特的理智，使戈拉认清了作为自己的全部价值观之基础的那一整套谬误百出的思想。顷刻之间，他的生活必然遵循的前景在眼前出现。戈拉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说道：“我必须马上到帕勒希家里去。”生活的危机这时开始发生激变。
帕勒希先生也正处于某种关头。他刚刚作出决定：到希慕拉住一个月，以便自己清理一下思绪，认真考虑事情。当戈拉走进家来，苏恰丽达正在替父亲收拾行李。戈拉把刚刚获知的秘密向帕勒希先生复述了一遍，最后说道：“帕勒希先生，我一生中一直在寻找真正的印度，一路上障碍重重。而我过去对这些障碍本身竟顶礼膜拜！……但我今天自由了——是的，自由地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我现在真正有权利为印度效劳了。我今天才真正成了一个印度人。对我来说，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之间而今没有矛盾冲突了。帕勒希先生，我获得了新生！”激动的戈拉象是换了一个人。
戈拉接着请帕勒希先生将适合于芸芸众生的吠陀经文教给他，他恳切地表示：“收下我作您的门生吧，教我如何去礼拜万众之神——印度教徒的，基督徒的，穆斯林的，婆罗门的；礼拜向每一个人敞开庙门的神；礼拜印度之神。”然后，戈拉握住苏恰丽达的手，说：“我再也不是你的宗教导师，你真正的宗教导师在这儿。”他俩手拉手向帕勒希先生施礼。
回到家里，戈拉轻轻触摸安南达摩依的双脚，她扶起戈拉的头，吻他的前额。戈拉说道：“您，端坐家中，您就是母亲，我四面八方到处找您。您是没有种姓的……您对自己的孩子从不厚此薄彼，您就是恩人。从您身上我发现了我的印度。”此时的戈拉已经找寻到一种真理：人类的博爱，母爱及爱国之情，宗教的终极关怀的普泛之爱，相互统一和融合的境界。这实际正是泰戈尔的基本哲学思想。
泰戈尔的优秀剧作
泰戈尔是诗人小说家，也是戏剧家。他在戏剧上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可观，他一生共发表四十多部戏剧。大部分都闪耀艺术的光彩。泰戈尔曾经说，在萧条冷落的冬季，激情似乎已被“冻结”，于是便从诗歌转向戏剧。因此，泰戈尔的诗歌与戏剧都是感情冲动和变化的产物，只不过它们各各在“强度”上有所不同；这些剧作不象诗歌那样热情奔放。他的许多戏剧作品，可以体现他的哲学基本态度和丰富的哲学意识。这些抒情的、观念化的、富有想象力的成分不断地被融合在一起。轮换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不同的哲学与艺术的结晶；所有这些成分都是存在的，它们使读者看到一位非凡的作家在赋予这些成分以美的和谐方面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对泰戈尔的剧作，如同对他的诗歌一样，难以作出清晰的分类。评论者们已多次尝试将他的“象征剧”作为一类来讨论，以有别于他的“抒情剧”和另一些社会或政治情节特征显著的剧作。然而几乎没有一部戏剧中全然没有抒情的或象征的因素。在泰戈尔的剧作里，我们看到对生活中神秘的、不可预卜的一面的执着爱好，以及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实际问题的深切关注。宗教狂热，民族扩张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因循守旧，滥用科学知识，种族和种姓的偏见歧视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逃脱泰戈尔思考的触角和犀利的批判锋芒。
《邮局》
在印度和欧洲许多国家的读者中，《邮局》是泰戈尔最受欢迎的一部戏剧作品，这很可能是他最优秀的剧本。它具有紧张的戏剧情节、动人的幻想故事和深刻的富于暗示性的精神象征。
原本生性活泼可爱的小男孩阿马尔病倒了，他再也不能出门了。医生连院子里也不允许他去玩。他只能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人们来来去去。有些人偶尔停下来，同他聊上几句。卖牛奶的背着新鲜凝乳去赶集，阿马尔和他谈起了村里的事。牛奶贩描绘着河流、牧场，在古树下闲荡的母牛和从井里汲水的村妇，阿马尔听得入了迷。卖花的小姑娘苏塔待他很好。阿马尔憧憬着病愈之后到花园里去，帮助苏塔用金香花蕾编结花环。更夫对他更加友善，他打更路过时总忘不了说几句鼓励阿马尔的话。唯一叫阿马尔害怕的人是村长，他要么不理睬这小男孩，要么就是盛气凌人地跟他说话。
阿马尔向往自由，尤其羡慕那个肩扛一根棍子，上面系着一包衣服，在村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的男人，阿马尔常常自由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有一个想象的情景是：他趁大家在炎热中午休息时溜出家门。然而有一天，他幻想的天地变了。更夫告诉他，从窗口望得见的那幢白色的新楼房是邮局，说不定哪天邮局的人会来看他，交给他一封国王写来的信。从此，他的心思便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邮递员带着国王写的信来找他。阿马尔此时病势日见沉重，连走到窗前都办不到了。他躺在床上，一心想着邮递员何时到来。
正这时，一位善良的老人来看阿马尔，他说，信可能已在路途中。阿马尔开始想象：邮递员身穿咔叽服正从山坡上走下来，他肩上挎着个帆布包，手里提着一盏灯。他走近了。要不了多久，国王的信就会送来了。阿马尔平静下来。他不再讨厌自己的孤独，也不再抱怨自己无法下床。阿马尔的叔父也是他的养父，眼看着孩子慢慢接近死亡，又悲伤又无奈。医生想叫小病人高兴起来：“如果国王不是派人送信来，阿马尔，而是半夜里亲自来了怎么办？你就不能养好病，下床去接他？”阿马尔向医生担保，说感到自己身体好多了，当然会去接待国王。但一切都完了，阿马尔已进入长眠之乡。他的朋友、卖花女苏塔这时走了进来。她以为阿马尔睡得正香，便问医生：“他什么时候才醒啊？”“等国王招见的时候，阿马尔就会醒来的，”医生告诉她。“他醒来以后，您能替我和他讲一句悄悄话吗？”“哦，当然可以。你想要我说什么呢？”“告诉他，苏塔没有忘记他。”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充满诗意的故事。
然而《邮局》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小品，其戏剧方面的趣味也是贯串始终的。一位评论家指出：“《邮局》做了莎士比亚和迦梨陀娑未能做到的事。它成功地将一个既不卖乖弄巧又不愚昧无知的儿童搬上了舞台。”对于这部剧作更深一层的寓意，人们作了多种推测。但和泰戈尔其他许多剧目及某些诗歌佳作里一样，他在这出戏里表达了人在精神上对自由的渴望。正是这种对自由的希冀——漂泊在宽广的空间这一梦想——支撑着阿马尔，这希望带来一种奇特的平静。一颗幼小而自由的心灵占据着巨大的空间。
《邮局》在伦敦上演时，爱尔兰诗人叶芝评论道：“这部戏剧传达了一种优雅平和的感情。”的确，尽管阿马尔默默地承受着煎熬，但 《邮局》的主调不是悲怆，而是宁静。这部剧作充满了心灵追求自由的强烈情感。在《邮局》的序言中，叶芝进一步强调指出，“解脱”就是此剧的主题。这是孩子在死亡中发现的，每当“我”不再寻求不能“与其精神相一致的”利益时，总会出现的解脱可以说“我一切的成果都是你的。”虽然《邮局》以死和御医带来解脱的信息告终，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