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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世纪哲学思想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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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于心性关系,慧能认为:“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 

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他把“心” 

比作一块土地,而佛性则是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佛性是人的精 

神的本质和身心的主宰。佛性即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属于每个人的本心,心 

性相通,佛性为人人所普遍具有。所以,慧能认为,人人本有真如佛性,人 

人只要对这种本性有所觉悟就可以成为佛。由此慧能又说:“自性迷,佛即 

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迷来经 

累劫,悟则刹那间。”迷、悟,即对佛性是觉悟还是不觉悟,是凡(众生) 

圣(佛)的唯一区别。人人都能成佛,成佛不是另有佛身,而是自性就是佛。 

     慧能不仅说人心具有佛性,是成佛的基础,而且认为人心也是客观世界 

的基础,宇宙万物都是本心的产物。据说慧能在广州法性寺时,看到两个和 

尚在争论“风吹幡动”的问题。一个和尚说是风动,另一个和尚说是幡动, 

两人争论不休。慧能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坛 

经·行由品》)。在《坛经·般若品》中,他把世界看作一个大虚空,也把 

人心看作一个大虚空,说:“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 

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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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 

万法在诸人性中”。 

     ②慧能的顿悟成佛。慧能在论述成佛问题时说:“我于忍(五祖弘忍) 

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 (悟),顿见真如本性。……令学道者顿伍(悟)菩 

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大正藏》卷四十八)佛性就是恒常清 

净的真如本性,佛性也就是本心,一旦认识本心(本性),就是顿悟,也即 

由“迷”转“悟”。既然人人都具有成佛的本性,人性就是佛性。人性就是 

佛性,为什么又有佛性和众生的区别呢?慧能说:“自性若悟,众生是佛; 

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坛经·疑问品》)这里所说的“迷”和“悟”, 

是就对自己心中固有的佛性是否唤醒而言。慧能认为,只要人们唤醒了自心 

中的佛性,就立即进入了“佛国”、“净土”。 

     慧能认为,由“迷”转“悟”,是一下子实现的,是忽然悟解心开,“从 

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即所谓“顿悟”。相传慧能的同门神秀把佛理归纳 

为以下的四句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坛经·行由品》)。慧能针对这种逐渐修行的佛教学说,提出他的顿悟 

主张。慧能也提出一首著名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坛经·行由品》)。在慧能看来,象神秀那样,“时时勤 

拂拭”,还不是“心不取诸法”,还不识“本来无一物”的道理。他以为, 

自性本自清净,本一切具足,一旦彻悟,便“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 

他也并非不要修行,不要旁人指点,而是以为本性是佛,不假外求,“若起 

正直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坛 

经·般若品》) 

     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李翱的《复性书》,可谓 

禅影响儒的产物。宋、元、明时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 

守仁等理学唯心主义代表人物,虽然都反对佛教,但是他们的思想都受佛教 

包括禅宗的影响。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王 

守仁宣扬的“心外无物”是禅宗“心性生万物”思想的翻版。 



                           3。中国隋唐道教哲学 



     中国隋唐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样,也是融合了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 

建立了为统一王朝服务的新道教。司马承祯 (公元647年—735年)是南朝 

陶弘景的三传弟子,但是他更多地吸取了北朝寇谦之的道教精神,并吸取了 

佛教的某些宗教戒律以壮大自己。提出了主静去欲的道教学说。 

     司马承祯在道教中不重视炼丹、服食、法术变化的神仙方术,而偏重于 

道教理论的研究。司马承祯以老、庄学说及道教其他经典为基础,吸收儒家 

正心诚意及佛教上观禅定学说,系统地阐发了道教关于精神修养的宗教理 

论,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他认为“心为道之器宇”。故修道之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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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修心之要在于守静去欲;只有排除对外物的一切欲念,做到心不“逐 

外”,才能保持内心的极端安静。他说:“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 

生慧,动则成昏。”这是说,“静”是产生智慧的根源,“动”是产生昏乱 

的根源。他教人去动、守静。具体办法是:“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 

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坐忘论·收心》)。 

他为了引导人们走向另外一个精神世界,首先要引导人们先准备一种宗教神 

秘精神状态。所以要求学道的人“收心离境”,心里“不著一物”,一点思 

想意识活动也不许发生,才可以“合道”。 

     司马承祯主张“收心离境”,“静则生慧”,但又不是与动完全对立, 

完全脱离的。他说:“若执心住定,还是有所,非谓无所。”这是说,如果 

修道的人,把离境(不想任何对象)看作唯一任务,不去想它,“执心住定”, 

不想别的对象,只坚持 (执)以“定”作为对象去思虑,这还是有对象(有 

所),而不是摒除对象。只要有对象(有所),就达不到主静的目的。这样 

就会“令人心劳气发”,“又反成疾”。他认为应当做到“心不著物,又得 

不动,此是真定正基,用此为定,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 

可知”。(《坐忘论·收心》)他教人既要做到经常不起任何思虑,又不是 

全不思虑。为了达到这种宗教修养状态,要防止三种偏向:第一种偏向是“盲 

定”,免强用极不自然的办法硬使心不起思虑,永断知觉;第二种偏向是断 

绝善恶的念头,不萌善念,也不萌恶念,让心任意浮游,任凭思想活动自己 

趣于定的状态;第三种偏向是不知守静,什么事都干,而又自以为“无染”。 

     司马承祯主张,为了达到应物而不为物所累,必须“坐忘”、“收心”。 

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所提出的“定性”的理论,和司马承祯的“坐忘”、“收 

心”特别接近。程颢教人“定性”也是使人的心理状态保持平静的状态,既 

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司马承祯的“坐忘”,也成为后来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的“无欲故静”的“主静”学说的先趋。司马承祯还主张: 

 “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凡人目终日视他人,故心亦逐外走。 

终日接他事,故日亦逐外瞻。营营浮光,未尝复照,奈何不病且夭邪?”(《天 

隐子·存想》)司马承祯是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引向对自己的认识,即对 

自我的精神认识。他把这种神秘的认识,叫做“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成 

性存存,众妙之门”。 



                         4。中国隋唐儒家的哲学 



     中国隋唐时期,佛、道、儒三教哲学趋于“会通”,并存,并为争夺统 

治地位而展开斗争,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儒家哲学虽已不占绝对支配地 

位,但其正统地位并未消失。唐代哲学家韩愈为振兴儒家的正统地位,极力 

反佛,但却吸取佛教的法统思想,建立儒家的“道统”思想,同李翱的“复 

性说”一起成为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柳宗元、刘禹锡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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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佛教的心性修炼学说,提出“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 

说,用物体形用的唯物主义体用改造佛学的空体幻用的神秘主义体用观。 

      (1)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 

     ①韩愈的道统说和人性三品说。韩愈 (公元768年—824年)主张“圣 

人玄教”,认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圣人创造的。韩愈把仁义道 

德称为“圣人之道”,这个“道”世代相传,从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到孟子,构成了一个所谓一脉相承的“道统”。韩愈以继承道统 

使之绵延万世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认为佛教、道教的出世思想与儒家的经 

世思想是对立的,所以竭力排击佛、道、指斥它们破坏封建君臣、父子、夫 

妇的伦常关系,是国无宁日的祸根。 

     韩愈的道统说的核心是儒家的“仁义”二字。由于当时儒、佛、道三家 

都各有自己的“道”和“德”,因此韩愈认为只有儒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道 

德。韩愈对“仁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 

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 

为虚位。” (《原道》)这就是说,道与德是一个各家都可以用的空虚的范 

畴,必须看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才能判定它所宣扬的道和德是否正确。韩 

愈把“仁义”和“道德”联在一起,认为只有儒家仁义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以此来排斥佛老,论证儒学的正统地位。他认为《老子》所说的“道德”, 

是离开仁义而言的,谈不上是道德,乃“小人”之道。他认为佛教主张出家, 

不要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但求清静寂灭”,超然出世,是违反封建纲 

常的歪道。 

     至于仁义之道怎样实施,韩愈说:“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 

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道通过礼、乐、刑、政来实施。礼、乐、 

刑、政都是传仁义之道的“圣人”发明的。他们发明这些东西有很深的用意。 

首先,“为之礼以次其先后”,规定尊卑、贵贱的阶级秩序,教卑者贱者承 

认“尊尊”、“贵贵”是上天安排的秩序。其次,“为之乐以宣其抑郁”, 

教人民唱着歌儿过日子,散散心中受剥削压迫的闷气。第三,“为之政以率 

其怠倦”,光唱歌是不行的,要好好种田、交租、交税、当差、服役,不能 

打瞌睡。最后,“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卑者、贱者不受“教化”,不服政 

令么?那就用严刑!韩愈还对“礼乐政刑”,作了进一步解释:“君者,出 

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 

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 

则诛!” (《原道》) 

     韩愈又是个天命论者,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人生由命非 

由他”。但又很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圣人可以 

代天行道。而韩愈的天命论,体现在人性问题上,就是他的先天的人性三品 

说。他认为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等说法,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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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到了中品的人性,而遗漏了上下二品,因为只有中品的人性,才可导而 

上下,而上品和下品的人性则是不能更改的。因此,他认为把人性分为三品, 

才是对人性最全面的概况。他说,“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上品的性,始 

终是善。“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中品的性。经过教化可上可下。“下 

焉者,恶焉而已矣”,下品的性,始终是恶。上品和下品的性是不可改变的。 

对于性与情之间的关系,韩愈认为“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由于接触 

到外界,受到刺激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性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德”, 

情包括喜、怒、衰、惧、爱、恶、欲“七情”;性是情的基础,情是性的表 

现。只能因情以见性,不能灭情以见性。人性上、中、下三品之分,人的情 

也有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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