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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世纪哲学思想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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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十八)又说:“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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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十七) 

      (3)二程的复性说 

     二程在人性论方面,采取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 

提出了人性有“天命之谓性”和“生之谓性”的复性说。所谓“天命之谓性”, 

就是人生来就先天具有的,它是本体理在人性中的体现。二程说:“性即是 

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遗书》卷十八)就是说,这个“天 

命之性”的性就是理,不管是尧、舜还是老百姓,每个人生来都普遍地具有。 

它是最根本的和至善的性。人性中的仁、义、礼、智都是人性所固有的,也 

是天理所固有的,人性体现了天理。人性既然是天理的体现,应当是至善, 

何以有恶?人性既然包括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为什么有人不符合这 

些道德的规定?二程认为这是由于气。所谓“生之谓性”,就是从气上说的。 

二程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 

 (《遗书》卷一)。就是说,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气”的不同,禀得“清 

气”就善;禀得“浊气”就恶。 

     因此,二程认为,从人性的本源来说,应该是善的,其所以有恶,是由 

于为外物所累,是由于思虑的发动。恶是由于“情”的活动发生偏向的结果, 

也是气禀影响的结果。二程说:“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 

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 

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粹言》卷二)这就是说,人 

所不善,皆人欲所致。为此,二程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5。朱熹哲学与理学的兴盛 



     朱熹(公元1103年—1200年),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的集大成者, 

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因其长期在福建讲学,其学派被称为 

 “闽学”。朱熹自己也宣称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程颢、程颐的思想,并通过 

二程继承孔、孟道统的正传。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 

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大学章句序》)。 

他宣布他的哲学思想具有法统的垄断地位。朱熹所完成的正统派理学,更能 

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统治的需要,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伦理道 

德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所以博得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褒奖,成为后期封建 

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1)理气论 

     朱熹以周敦颐所提倡的无极、太极和二程提出的理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 

本范畴,但他同时也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认为宇宙之内有理有气:“天 

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 

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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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形” (《文集·答黄道夫书》)。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要 

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一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是“生物之本”;气是一物 

生成的材料,是“生物之具”。这个“生物之本”是看不见的本体,朱熹叫 

它做“形而上”之“道”。气是构成事物具体材料、物质,它不是万化之源, 

是有形象可循的,所以朱熹叫它是“形而下”之“器”。理是朱熹哲学的出 

发点和终结点,但理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借气才能“安顿”和“挂搭”。 

物,既是理的体现和表象,也是理借气而派生的。朱熹说:“自下推而上去, 

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 

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 

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从“上推下来”,理——气——物。 

或从“下推上去”。物——气——理。理的全体,朱熹也叫做太极:“总天 

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也可以说是万物 

统一于一太极,物物各具一太极,其次,太极又可以说是最根本的理,所以 

说“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文集·答程可久》)。 

     在理和气的关系上,朱熹特别强调二者的主次之别,“有理而后有气, 

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理制约、决定着气。理气也有先后问题, 

他说,必欲推其所从来,则应该说理在先,气在后。“太极生阴阳,理生气 

也”。“气虽是理之所生”,但一旦被派生出来,便有一定的独立性,“理 

管他不得”。理生出气而寓于气中,并借助气而生万物。“天地初间,只是 

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 

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 

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子语类》卷一)。气之 

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从宇宙构成论看,理 

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看,则是“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2)“一分为二”的思想 

     朱熹认为,在气——物的化生过程中,是一气分做两气,动的是阳,静 

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他在《易学启蒙》 

中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 

终。”朱熹还从邵雍那里吸取了“一分为二”的命题,用以解释《周易·系 

辞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过程:“此只是一分为 

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在解释《两铭》的“明理一而分殊”时还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 

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天地之化,包括天外, 

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伸、往来、 

阖辟、开降、浮沉之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无也。” 

 (《金华潘文公文集序》,《文集》卷七十六)又说:“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语类》卷九十八)这里讲 

到了对立的两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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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转化,于是形成无穷的运动。由此,朱熹又进一步探讨了动、静的关系, 

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 

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朱子语类》 

卷九十四)。所以朱熹把运动和静止看成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在时空上是 

无限的。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太极 

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非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截然为两段,先有此 

而后有彼也”。 

     但是,当朱熹再进一步探讨运动的根源时,却认为,事物的动静,阴阳 

都根源于理或太极。他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 

理为主宰也”。(《太极图注》,《周子全书》卷一)又说:“动静是气也, 

有此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如此否?曰:是也。”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本身不动的理 (太极)却是能动静的气的主宰者。这样,就把动、静割裂开 

来了。于是,朱熹进一步认为,“理静事动”即“理静气动”;静能制动, 

动被静制,就是以理制事(气),这就碰到了理生气、生万物的本体问题。 

      (3)“格物穷理”的认识论 

     朱熹认为,人心中包含万理,但是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那么,怎样才 

能认识“天理”,唤醒“天理”呢?程颐把格物解释为“穷理”,以为“物 

我一理”,“穷究物理”也即是唤醒自己心中之理。朱熹对程颐的“格物” 

说作了全面的发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 

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 

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穷之,以求 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 

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肯定人的心 

或精神有天赋的知识,有“明德”,这是认识的出发点。他认为人心如一面 

镜子,它之所以昏暗,是由于气禀所拘,为“人欲”所蔽。人的认识活动无 

非就是唤醒心中的“天理”,把“人欲”去掉,也就是把心灵这面宝镜擦拭 

干净,使它重新明亮起来。所以认识的最后完成就是“复其初”。其二,怎 

样来唤醒“天理”呢?回答是“致知在格物”。因为天下事物莫不有理,要 

使心里明亮,就要“即物穷理”,“理不穷则心不尽”。这包含着一个前提, 

即“物我一理”。程朱以为物和我,外和内是统一的,所以,一旦明白了事 

物的“理”,心中的“理”也就马上明白了;穷尽事物的“理”,也就唤醒 

了心中的“理”。转过来说,人们认识外物之理,也无非是拿心中的理去照 

见外物。其三,“即物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都只是认识 

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格具体的物,是不能认识真理的全体的。到了 

认识的最后阶段,由部分的理认识到全体的理,就有赖于神秘的顿悟,“一 

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在致知和格物关系上,朱熹认为,致知是就“自我”而言,即从“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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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来说的;格物是就“物”而言,即从“穷理”来说的。“若不格物, 

何缘得知!” (《朱子语类》卷十五)似乎知是通过格物得来的。但在朱熹 

那里,知是固有的,而不是后天的,格物只是穷尽先验的理,就是通过“形 

而下”事物中的理,去体认“形而上”的理,这是因为理被人的“利欲所昏”, 

使得知有不至,所以要致知。 

     朱熹还探讨了认识论中的知与行的关系,他认为,所谓知,就是知理; 

所谓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与行的关系是:①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先 

行后。②从社会效果上看,行重知轻。其根据在于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 

终,行是检验知之真伪的标准。③“知行相须互发”。朱熹认为:“知行常 

相须”,相须,就是相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 

明”。 

      (4)心性理欲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人性论,认为理体现在人方面就叫做性;并采取了张 

载把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朱熹认为,从人物之生 

来讲,理构成人的性,具有天理的人性叫做天命之性;气构成人的形体,理 

与气相杂的人性叫做气质之性。朱熹还认为,由于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命之 

性也是至善的;由于气有清浊昏明的差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人的贤 

愚就是因为所禀的气有清浊的不同:“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 

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 

浊水中揩拭此珠也”(《朱子文集·答郑子上》)。变化气质,就如在浊水 

中的宝珠经过揩拭一样,这个工作的过程就是所谓“明明德”。气质变化成 

功了,宝珠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不肖的人成为贤人,即所谓“善反之,则天 

地之性存焉”。 

     在朱熹那里,与“天命之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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