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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找我扔出去的香蕉皮，找到了也放进篮子里。这件小事给我很深的印象，美国到处有野餐的地方，都备有垃圾箱。野餐过后，大家就把垃圾包好，扔进垃圾箱。在这没有垃圾箱的森林里，也没有别人看见，又是在已经满地枯叶的地方，莎丽还是把一块香蕉皮找到放进篮子里，可见公德心是一种“随手关门”样的生活习惯。
莎丽的做派在国门开放的今天，出国对中国人来说已变得很方便的21世纪，已是为很多国人熟悉和效仿的行为，但四十年前林海音写它的时候，我们的国人读来恐怕应是很新鲜的。可见，林海音观察美国的方式仍还是一种社会历史学派的，与她的古道热肠分不开。
林海音访美国，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了解在美的中国作家的情况，她为此访问了很多华人作家，回台后写下了一篇很详细的报告《中国作家在美国》。她接触的作家中较为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有：陈香梅、余光中、林语堂、夏志清、沉樱、於梨华、聂华苓、赵元任夫妇以及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等。而其他不下二十位的中国作家中国留学人员都被林海音一一收入笔下。林海音与一般留学人员接触，也谈文学。比如，林海音访问新奥尔良时，就曾受到过当地留学生的接待，林海音参加他们的聚会时，大家的话题便是文学。林海音写道：“我去时正值他们的聚会期，约我参加。我跟大家谈谈台湾文坛情形，他们对于郭良蕙的《心锁》很有兴趣，不断发问，但我更愿意听他们的意见，大家谈得很高兴。当时同学会副会长是宋祖荫君，他的太太刘田女士，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硕士，每有家乡来客，她不但负责接待，还常常写回海外通讯。祖荫是工程师，偶亦客串写稿，大概受太太的影响。他们已有三个孩子，所以刘田不能出外工作。普通海外留学生最缺乏的就是台湾读物，他们来美前，不一定是文艺的爱好者，但来美后，无论报纸、杂志、武侠小说就都是解渴充饥的东西。”了解这一情况的林海音，又忧虑起如何使海外留学生读到台湾读物的问题。她身体力行，每与何凡有新书出版，即使邮费高昂，也要寄赠海外朋友。这对扩大台湾文学在海外的影响，不无助益。林海音的这次出访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对台湾作家了解美国，对美国社会知晓台湾都是有助益的。
第七章 访问美国与两岸交流
第二节 两岸交流
林海音晚年与大陆文艺界的交往，其实自她的《城南旧事》被吴贻弓导演拍成电影就开始了，那时吴导演无法直接与林海音取得联系，而是找到了林海音在大陆的亲属了解当年的一些情况，电影拍成后，风靡海内外，并且多次获奖，使海内外观众知道了林海音这个名字。林海音与大陆作家较早的一次直接接触，是1988年参加在汉城举办的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年会的时候，林海音与冯牧所率中国笔会代表团成员金坚范、萧乾等所做的交流。大会开幕前，金坚范在电梯里遇见林海音、潘人木、罗兰、琦君四个台湾女作家，便开始交流，并被邀请到林海音的房间聊天。那时，电影《城南旧事》已经轰动大陆，林海音的许多作品也被介绍到大陆，金坚范谈到了林海音作品的稿费问题，答应帮她索要。回国后，金坚范通过中国作协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为林海音向各出版社索要稿费，由于在韩国时没有留下林海音的地址，金坚范找到了林海音在美国的女婿庄因，通过他拿到了林海音的委托授权书，要到了稿费。1990年林海音回国请客时，也请了金坚范，并在宴会上风趣地说：“他是我的讨债公司。”笔会中间，韩国作家许世旭找到中国作家代表团，说韩国媒体要组织萧乾与林海音的对谈，于是便有了两岸作家在韩国媒体的亮相。
林海音晚年曾三次回到大陆，每次都回到了她度过童年与青年时光的北京。她第一次回北京是在1990年5月，是随台湾出版界负责人访问团到大陆，与她同行的有长子祖焯，短短的四五天时间中，林海音既会见了众多亲友又访问了故居，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还由萧乾、文洁若及张光正陪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当时的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了林海音一行。第一次参观文学馆，接待者特地让她看了馆藏的台湾图书，林海音一边看一边说：“太少了，太少了！”当场就许下一个愿：回去之后，立刻寄赠一套她主办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来，还要号召其他出版社也寄书。并且说到做到，回去之后，立刻寄了四大箱书来，共二百零二册，是“纯文学”的全部出版物。而且，在林海音的号召下，台湾民间的几个文学出版社，像“尔雅”、“九歌”、“大地”、“洪范”等，也纷纷给现代文学馆寄赠了各自的出版物，而这些出版物都是由林海音转寄给文学馆的，大笔的寄费全由林海音出，这样的自找麻烦、自掏腰包的事，除了林海音恐怕没有别人会做。舒乙：《受人尊敬和讨人喜欢的林海音》，转引自林海音《静静的听》，（台北）尔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113、114页。这次参观文学馆，林海音还把自己带来的《城南旧事》、《家在书坊边》、《林海音童话集》，以及夏祖焯所著《最后的一只红头乌鸦！》送给了文学馆。
林海音第二次来北京是专程为出席“萧乾生平和文学道路六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中国现代文学馆便趁这次机会请林海音为“林海音赠书文库”剪彩，这个文库是现代文学馆为林海音所赠的二百零二册书所取的名字。林海音愉快地接受了女馆员的献花，并与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合影。就在这次赠书仪式上，现代文学馆和林海音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出一套《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由冰心、萧乾、林海音等担任顾问。林海音快人快语地说：“我这个顾问可是又顾又问噢！”她果然认真地又顾又问起来：频频地由台北打长途电话来北京，发传真来，写信来，捎口信来，决不怕麻烦。在她的又顾又问下，由舒乙担任的编委会经反复酝酿，确定下此套《代表作大系》的第一个分集的头十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珮、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舒乙说：“他们十位里，大概有五六位是大陆读者相当陌生的，有五位是女作家。林先生和我们都认为这个名单的拟就和确定很重要，必须做得郑重其事，必须有权威性代表性，所以，挑选很费周折。在这方面，林先生的把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她最了解情况。事实证明，这套书的出版问世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反映甚佳。林先生还特意把我们为十部书写的十篇导读性的长序推荐给台湾《中华日报》副刊连载，她写了‘序’的‘总序’，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其所占篇幅之大，所刊时间之长，在台湾报刊上均属首次，很引人注目。想想看：这是大陆学者评论台湾作家，登给台湾作家和读者看啊，谈何简单！推波助澜者又是林海音先生。”舒乙：《受人尊敬和讨人喜欢的林海音》，转引自林海音《静静的听》，（台北）尔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115、116页。
1993年11月，《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第一辑的十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分别由大陆学者吴福辉、陈燕谷、刘慧英、刘麟、舒乙、刘晴、傅光明、刘屏、李今、计蕾、董炳月编选。11月16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七十五岁的林海音抱病从台湾赶到北京参加，这是林海音先生最后一次来北京，萧乾、吴祖光、夏祖煃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系”的出版使大陆读者及研究者在台湾通俗畅销小说之外，看到了一批阵容强大扎实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馆雄心勃勃地计划出版第二批、第三批台湾作家的作品，甚至名单都和林海音商量了，但1996年底林海音病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了下来。舒乙表示，林海音不但充实该馆的馆藏，也是向大陆推介台湾作家的重要桥梁，文学馆的同事都非常感念，每次有访者到文学馆，他们都会提及这段情谊。”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318页。这次来京，林海音还抽空和老同学吴金玉及结婚时的伴娘许业云一起去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鸟人》，临走前一天，还去了一趟天桥的“天桥乐茶园”，其老板黄宗汉接待了她。
林海音几次访问大陆，也与大陆的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与萧乾、文洁若夫妇的交往就值得一提，文洁若在她为林海音所写的《静静的听》序中曾说，她们一见如故，相识以来一直亲如一家，并在最后写道：
1979年8月以来，萧乾马不停蹄地出国十一次。最后一次是1988年9月，赴韩国汉城参加国际笔会。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得以结识海音大姐。1990年5月，海音大姐光临舍下，接着，在她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见到了留在大陆的她的妹妹林燕珠，以及她的先生夏承楹的众多亲属和朋友。以后，海音大姐和夏先生又带着子女于1992年5月来京，参加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最令人感动的是，转年11月，海音大姐又从医院里请假出来，带着病专程来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文彩阁主办的《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首发式，其中有海音的大作《金鲤鱼的百裥裙》。不消说，我们每次见面，彼此都加深了了解。海峡是隔不断我们这种深厚情谊的。
林海音与舒乙的友谊也很能表现出林海音的性格——热情、爽朗、爱帮助人。他们除了业务上的联系还有个人友谊在，舒乙在《受人尊敬和讨人喜欢的林海音》中这样写道：
我今年初有幸在台北和林海音先生见面。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林先生知道我要到台北的消息之后，便以她特有的热情和敏捷开始活动，她要在代表团正式日程之外，再为我安排一系列的会面和座谈，要把我介绍给台湾更多的作家和出版家，她说：这对文学馆有好处！
这样的活动，她见缝插针地安排了两次，规模都很大。两次都是先到她家，喝茶漫谈，然后到饭店吃饭，饭后再去喝咖啡，直到夜里10点，尽兴而归。两次有两次的侧重点，有不同的对象。头一次是会见作家，包括进《代表作大系》的作者，例如黄春明先生和郑清文先生。这一次还有她的两位女儿在座，一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女儿夏祖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小女儿“咪咪”夏祖丽。夏祖丽又召来了她的一群“小伙伴”，一帮女强人，四十上下岁，全是作家、画家、编辑家、设计家，一个比一个漂亮，也一个比一个精明。第二次是会见出版界、副刊界和影视界。林海音先生居然招来了号称台湾文学出版界的“七小龙”的“九歌”、“尔雅”、“洪范”、“远流”、“大地”、“户外生活”，加上“纯文学”的全部负责人，招来了台湾三大文学副刊的负责人：《联合报》的痖弦、《中国时报》的杨泽和《中央日报》的梅新。这两大块阵地——七小龙和三大副刊——是当代台湾文学的主要“温床”。林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连在什么饭馆吃饭林先生都有周密的考虑，头一次是在台菜馆，第二次是在“都一处”，京菜馆，又是一次“京味儿”。
林海音对大陆的青年学者更是关怀备至，现代文学馆的青年学者傅光明就与林海音交往颇多，他经常接到林海音的长途电话，彼此书信不断，与林海音可谓忘年交。傅光明收集了林海音的大量资料，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林海音文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还和舒乙共同主编了《林海音研究论文集》，写了一系列林海音研究论文及著作，在林海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其他中国作家到台湾访问也都与林海音有交往，铁凝曾在林海音去世后在《光明日报》撰文《怀念林海音》，写到她访问台北时见到林海音的情形：“1995年夏天，应高雄文艺家协会邀请，祖国内地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时，我与金坚范、蒋翠琳二位曾在台北林海音先生家中受到她热情的款待，并在台北湿润的小雨中参观了她创办的纯文学出版社。还记得她在出版社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带得动，这里的书有你们喜欢的就随便拿。’回来之后，我在一篇关于林海音的散文里写道：在台北，当我与我喜爱的作家林海音会面时，这位身材娇巧、雍容端庄的小老太太给了我特殊的亲切之感。她那幽默活泼、口齿清晰的纯正京腔，骤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