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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写了一种少女的较纯粹的爱情，却将世俗的视点置诸它的周围，比如晓云的异母姐姐的时时存在等等，妈妈与美惠的平常心，等等，这些最终将晓云的爱情包围扼杀，而新生命的孕育，又将非理性的晓云拉回到理性之中。她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做第二个梁晶晶，她要像老母鸡饲小鸡一样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其实又是一种人的本能，但却是符合社会性与理性的要求的，病态的晓云最终纠正了自己的病态回到了理性之中，所以，最后，她感觉“好像健康了，感觉到生命不是就此了结，而是永恒的”。小说实则是写了一个少女从一种较纯粹的诗意的爱情非理性状态回到平常的理性状态的过程。
《晓云》写了一个少女的非理性爱情，较为诗意与纯粹，超出了林海音其他作品的风格，而林海音的另一个短长篇《春风》则又回到了林海音的日常叙述风格之中，写的又是两个女人共有一个丈夫。吕静文校长多年努力，创办了一所很成功的学校，受到了同事学生的爱戴，她事业成功，个人生活却不如意，丈夫曹宇平常年在南部的高雄工作，一年中只回来一两次，在家呆的时间也很短，只有几天工夫，吕静文平时忙于在台北办学，无暇顾及夫妻生活，两人关系日渐冷淡。吕静文与曹宇平是在北平时恋爱结婚的，婚后，曹宇平安于小家庭的生活而不思进取，到台北后也只是在学校做个一般教员，吕静文则希望两人在事业上有更大的进步，曹宇平只好离开吕静文到南部发展，吕静文则在台北办学校，十几年过去，吕静文的学校办得很成功，而曹宇平则只在高雄做了一个小职员。曹宇平在高雄有了外室，生了女儿曹幼幼，已经十二岁，幼幼的妈妈叫做安立美。安立美早年和弟弟安立明来台湾投奔叔叔，不幸叔叔死了，安立美靠做打字员独自抚养弱弟，很孤苦，碰上了曹宇平后便与之结合了，为的是好有个依靠，她没有什么事业，一直做家庭主妇。现在，安立明已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还有了女朋友女记者宋琼英。宋琼英和吕静文还有一段很特殊的师生情，宋琼英早年丧父，失学后靠卖花养活母亲，遇到吕静文后，受到鼓励与帮助，重新读书，在吕静文的学校毕业后，又读了大学，做了女记者。大家都知道曹宇平又成了一个家的事实，只是瞒着吕静文。安立美一直很佩服吕静文，多年来一直对她深怀歉疚，心情忧郁，因而积郁成疾，得了癌症。她有两桩心事，一个是弟弟的婚事，在她的病情确诊前，安立明出国了，安立美代弟弟向宋琼英求了婚，完结了一桩心事；而怎么安排幼幼就成了她最大的心事，她希望曹宇平重新回到吕静文的身边，幼幼也能上吕静文的学校，她悄悄地来到吕静文的学校，以一个家长的身份见了吕静文，终于下了决心，她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宋琼英带着幼幼来到学校，让幼幼独自来到吕静文的办公室，交给吕静文安立美生前给她写的一封厚厚的信，信中说明了一切。小说结尾，以吕静文带着幼幼和宋琼英向家里走去结束。
这篇小说的两个主要女性吕静文和安立美形成了很大的性格反差，吕静文进取精干、不善生活，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安立美安于家庭生活不善事业打拼，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这两个人共有一个丈夫，却并不互相嫉妒，安立美还很钦佩吕静文的事业，也一直对吕静文深怀歉疚，当然，吕静文也一直不知道安立美的存在，最后谜底揭穿时，她也并没有醋意大发，而是很平和地接受了安立美和曹宇平的女儿幼幼，实在是人性善与人类理性的见证。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那么的善良容让，才使得一幕人间的悲剧变得不那么悲情，而有一种随缘的安适。这两个女性实际上是互补的类型，她们的性格代表着现代女性完整人生的两个都需要发展的方面，这两个女性都不能算是拥有完整的人生，她们的互相承认实际上也说明她们是一个女人的一体两面。吕静文事业完美，却没有孩子也忽略丈夫，在事业成功之时不无遗憾与惆怅；安立美做了母亲，和丈夫厮守，却自卑于自己不能职场打拼。实际上，吕静文代安立美做了她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安立美则代吕静文生育了孩子、照顾了丈夫。在吕静文事业成功之后，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安立美及时地得病死了，她将孩子与丈夫交还给吕静文，使吕静文有了重新做一个完整女性的结局，应当说是一个精心的颇有深意的安排。小说探讨的实际上是现代女性如何既不被职场异化又不局宥于家事的琐缠的问题，其最终结局的安排，其实是孱弱的旧式女性退出了，而被异化的现代女强人也有了新生活的可能。林海音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也绝对不是一个男权的拥护者。从她的作品看，她是一个中和者，她希望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两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才能称为一个完整的人生，这也是符合现代女性主义立场的，林海音本人一生的实践，也说明这样的目标对女性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女性自己有足够的理性与能力。《春风》实际上是她女性主义立场的一个阐释，小说中两个的女性也都是理性自知的，努力奋进或心地善良的，她们各自阐释了女性的一个方面，最后一个的死亡预示着一个的新生，而幼幼这个年轻的生命，使得她们的人生有了整合起来的可能。这是一个女性均衡发展的观点，其实是很前卫的。
第九章 林海音的中长篇小说与名篇《城南旧事》
第三节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代表作，是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中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小女孩英子为串线人物、以她的眼睛观察世界，展开了一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生活与英子一家生活的风情画。小说是自叙传式的，小英子也是童年林海音的化身。当然，小说中英子一家的故事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接近于但并不等于实际的林海音一家的生活。《城南旧事》中英子一家的生活是小康殷实人家的生活，不同于老舍笔下祥子这类下层市民的生活，也不同于凌叔华笔下的上层人家的生活，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画廊中英子一家的生活景象应当说是很重要的一笔。英子一家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既可以接触上层社会，又能接触下层人民，这就给了童年的英子很自由的观察视角，使她可以看到宋妈、秀贞这样的下层女性，又能看到从大家庭中跑出的兰姨娘这样的社会异类，而小说中贤惠的妈妈、有稳定收入的爸爸，则给了英子一种和乐生活的氛围，使得这篇小说氛围上既没有下层社会生活压迫的焦灼，也没有上层社会大家庭中的阴郁，而充满着小康人家的生活的热气劲儿，尤其在前面的四篇故事中，英子一家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的暖色基调，中和了像宋妈、秀贞、妞儿、偷儿这样一些下层百姓的悲苦生活给小说带来的凄苦气氛，使得整篇小说有一种人间生活的烟火气，是典型的林海音式的叙说方式，但最后爸爸的死给整篇小说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秋意，肃杀的结局揭示出人间生活的不易与艰难，英子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惠安馆”给出了一个单纯的场景，一家地方会馆，一对年迈的父母，一个疯女儿，气氛是寂静的，而这寂静的一家与外界的联系，便是英子这样一个充满好奇与同情心以及正义感的处在童年期的女孩子，通过英子，牵着英子一家的世俗和乐的生活，以及妞儿的悲苦身世，这里的主角应当是秀贞，英子则是观察者、倾听者、联系人以及帮助者，这样的角色如果是成人，故事关系将相当复杂，而英子恰恰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就限制了故事的复杂化潜质，使整个故事的叙说具有了一种朦胧单纯的韵致，形成了一种叙述限制的单纯美。笔者不认为《城南旧事》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它只是一篇涉及儿童生活的以儿童视角观察的写成人的文学作品，秀贞、兰姨娘、宋妈、偷儿才是小说主要要表现的对象。这些人物都是下层百姓或者是中上层社会中的异类，只有孩子才对他们没有歧视、有一种亲近感，英子正处在这样一种年龄，对成人世界还处在一种朦胧与好奇的阶段，在她的眼里，没有贫富之分，也没有常人与疯子之别，她愿意与他们接近、以自己的稚弱的小身躯去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成为他们的朋友。通过英子的叙说，这些人物一个个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惠安馆”里的秀贞，在常人的眼里是一个疯女人，她的行为、她的话在常人看来都是疯疯癫癫不可理解的，而小小的英子却从她的话里理解了她的行为、知道了她是因为被遗弃并且刚生下的孩子又被抱走而疯癫的，秀贞一直为自己见不着面的孩子做着小衣裳，她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却记得孩子几岁了，记得和爱人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她满心满眼地要找到孩子然后带着孩子去寻找自己的爱人。英子同情着秀贞，一心一意地想帮助她，她偶然发现自己的玩伴妞儿的身世与长相以及身上的标记都符合秀贞说的被抱走的孩子，就极力帮助她们相认，并资助她们逃走去寻找她们的爱人和父亲。但事情的结局却很悲惨，秀贞娘俩最后惨死在铁道边，英子也大病了一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林海音写的秀贞和她在《地坛乐园》中写的一群疯子，《地坛乐园》里的群疯是纪实笔调的，是现实中的疯子形象的描摹，而秀贞则是一个文学中的疯子，她的思维与语言是符合逻辑的，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惠安馆”的单纯场景，更是给了秀贞这种自我沉浸营造了一种恰当又诗意的氛围，于寂静中叙说着秀贞命运的悲戚，这里揭示的是人物的命运，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疯子的怪异表现，《城南旧事》中的人物都是审美的抒情的，包括秀贞在内，这个人物身上叙说的是一种淡淡的幽怨与哀伤。英子一家的和乐生活正比照出秀贞命运的凄苦，这个人物的遭遇正是对世俗观念的批判，因为世俗观念对女性的要求，秀贞不能正大光明地生出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母性——抚养孩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秀贞的被遗弃，一个女性的受害者又加上社会与世俗观念的再次打击而疯魔了，没有人能再听她的诉说，她的心事只能说给小小的朋友英子听，只有这个小孩子相信她愿意帮助她，英子的童真与可爱于此可见。而孩子与疯子的组合所演绎的故事足以让我们看到成人世界的冷漠与因固守秩序而造成的对一个女人的残忍，比如对秀贞孩子的剥夺、对她寻找爱人愿望的漠视，等等，《城南旧事》是有深度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普通的生活之外，因别人的错误而造成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悲剧。这个故事所蕴涵的意义是很深刻的，从“惠安馆”来看，整个《城南旧事》不仅因其叙述的抒情而有一种韵致美，也因其叙述情节设计的深层意义而有一种内涵美。
《我们看海去》写英子与一个偷儿的故事，偷儿在别人看来是贼，但对英子来说“你们又常常说，哪个是疯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骗子，哪个是贼子，我分也分不清”，偷儿是不是坏人英子分不清楚，只是“他的厚嘴唇使我想起了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她看着偷儿厚厚敦敦的嘴唇就与他交往起来了，她只知道偷儿有母亲有弟弟，他要供养母亲还要供弟弟上学，他的弟弟很优秀，是班里的优等生，偷儿很为弟弟骄傲，希望他以后能漂洋过海留学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不能再走他的路。偷儿很寂寞，只能在他的窝赃点和英子聊聊天，他把英子当成了知己，说了些和弟弟都没有讲过的话。英子看他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并没有好人坏人之别，偷儿和英子的一段对话颇能引发我们对人性深层的思考：
“我那瞎眼老娘是为了我没出息哭瞎的，她现在就知道我把家当花光了，改邪归正做小买卖，她不知道我别的。我那一心啃书本的弟弟，更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我供弟弟念书，一心要供到让他漂洋过海去念书，我不是个好人吗？小英子，你说我是好人？坏人？嗯？”
好人，坏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分清楚的事，怎么他也来问我呢？我摇摇头。
“不是好人？”他瞪起眼，指着他自己的鼻子。
我还是摇摇头。
“不是坏人？”他笑了，眼泪从眼屎后面流出来。
“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我抬头看看天，忽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