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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
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史德拉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
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伙伴（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
（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作伙伴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作资深伙伴（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
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佛利民和商学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
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
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
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作者：张五常
1999。11。18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
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
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
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
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
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
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
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
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懂深不懂浅的学问
作者：张五常
1999。11。12
不久前发表了两篇关于学术的文章——《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及《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获得颇大的反响。不幸的是，大声拍掌的都是学术界外的专业人士，学术界内的半点反应也没有。
最近收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研究生的信，说他（显然是在网上）读到我的《价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张以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位同学认为简单的理论不切实际，脱离了现实。他说真实的
复杂世界，是要以复杂的理论才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所学的是哪一个新学派。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别的学术不说也罢，但就经济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实现象能成功地被一个复杂理论解释过。成功解释所用的理
论永远都是那幺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上述的两招基本经济原理，香港念经济的中学生都学过，只是功力尚浅，不知道这两招可以用得威力无穷。我曾说过真正的理解，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
第一招，自私的假设，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皆毫无例外地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这当然包括那所谓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了。这函数可以用得很深，但都派不上用场。重要的“用场”是局限条件在真实世界中
的变化。数之不尽的变化要怎样分类、量度、处理，是困难的工程。高手与低手之分，往往在于局限条件的处理手法；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其需求曲线皆毫无例外地向右下倾斜。那是说，若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这个只一句话就说完的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我今年在港大教一小组学生要教十二个星期。单
论什幺是“量”，我说了两个小时，只能表达一点皮毛而已。
需求定律不仅包括需求函数（Demand Function），也包括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认为这二者是两回事的经济学者，是读坏了书，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这里顺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一位教授坚持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指出好些课本说有时是向左下倾斜的。我说若二者皆可，经济解释就不可能错，所以就不可能有经济解释。说来说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
科学的假说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错。）
在解释世界的经验中，我从来没有用过上述以外的两个招式。我所认识的，比我年长的经济学大师，有时喜欢过一下数学方程式的瘾，花巧地表演一下。但若与他们坐下来，问他们有什幺在这两招之外的新意，他们是答不出来的。
去年在一篇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章的结论中，我就提到经济学的整体其实只有这两招。佛利民、赫舒拉发及巴赛尔三位高人读该文后，一致认为我这结论重要。
我在《价格》一文内，提到经济学在走下坡，认为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不懂价格理论。但想深一层，这些年青学者不是不懂，而是懂深不懂浅。他们可能认为高深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却忽略了懂深不懂浅不算是真的懂的哲理。
为什幺一门精采的学问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一个解释是故扮高深，没有人明白就算是有学问，可以说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今天，这个解释对某些青年学者可能适用，但似乎不是多数。他们大多数不可能不知道，高深莫测的文章可
以有学报发表，但不会有持久地被人重视的市场。
另一个较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