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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历来是过于轻视了。
再谈经验吧。经验对学术是重要的。感情对学术——尤其是科学——毫不重要。经验的特色，是需要时日才能积聚起来，也需要有记忆力。一个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有些学术，如社会科学，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
得一塌糊涂。有感情的学术高手，可以把感情与分析清楚地分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经验而达大成的学者绝无仅有，但有可观成就的却不难找。这是因为在学术上有数之不尽的基本研究用不什么创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小心而忠实地做，把一些资料整理得好，让有天分的加以阐释发扬，就是
贡献。
学术上，经验的确很重要，但因为经验需要时日，二十岁之前能成学术高手的很少见。以科学而论，自然科学所需的经验时间比社会科学的为短，因为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世界何其复杂也。牛津、爱恩斯坦等自然科学大
师，其大成始于二十多岁。在社会科学上，这现象很少见。
我们可从社会科学中看到经验时间对成就早、迟的决定性。经济学的大师，早有大成的首推费沙（I。Fisher）与森穆逊（P。Samuelson）。他俩二十多岁就成了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数学推理。森氏从来没有真正地作过验证工作，而
费沙在验证上的大贡献，是在四十岁之后。A。Lerner三十岁后才学经济。佛利民立竿见影，是四十四岁。高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岁发表。
我绝对不低贬其他社会科学，但认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成就比不上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前二者所需的经验时间太长，以致开始体会时，学者已年近黄昏。股市的上落，楼价的起跌，公司的结构安排，起居饮食的情况，如此种种，怎会
不比政治的运作或社会的阶层容易多知一点。
我活了六十四年，经过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香港回归，种种，也曾在外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谓不知世事矣！但我对政治一无所知。
一些事项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经验。一些重天分与感情，一些重天分与经验。我想不到有哪一项是重感情与经验的合并，而不论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项造诣，重天分、感情与经验这三者的合并。你猜是什么？文学创作。
诚哥之言差矣！
作者：张五常
2000年7月6日
六月二十六日《明报》的大标题写道：“朱镕基向港商提人民币浮动”。跟的小标题是：“李嘉诚：影响港元如火山爆发”。诚哥可不是胡说八道。不少经济学者也是那样看，而两年多前的亚洲金融风暴，茄喱啡的国家币值下泻，也
搞得我们一头烟，人民币值下泻，我们岂不是玩完了？诚哥以“地震”、“火山爆发”来描述，不为甚也。
诚哥不言自明的观点，是中国大陆若解除外汇管制，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人民币值是会下泻的，而且可能暴跌。数之不尽的人——包括学者或什么分析员——都是那样看。可不是吗？今天在有汇管的情况下，人民币的黑市汇率低于官
价汇率。有管制的协助尚且如此，一旦取消汇管，让汇率浮动，人民币不知会跌到哪里去。
非也。十多年前台湾解除外汇管制，两三年后台币对港币上升了一倍。要是曾荫权今天宣布下月香港将推行外汇管制，你道外资会离港还是来港呢？当然会离港，就是香港人的内资也会跑得一干二净。港元的压力是减少还是增加了？
问题太浅，答案是不用写出来的。
曾老弟荫权知得清楚。要是中国没有外汇管制，迪士尼乐园是不会弃上海而取香港的。要是中国大陆解除汇管，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外资涌进在所必然，这对人民币有升值之效。另一方面，去年在北京我以《不要小看中国人》为题的
讲话，被转载不下十次，其内容是说中国老百姓今天的竞争力甚强，只要不被政府的诸多管制约束，在国际上的竞争断不会败下阵来！这对人民币的汇值也有好处。
话得说回来，假如中国只让汇率浮动而不解除其它有关的汇管措施，人民币下泻的可能性甚大。但这算不上是真的让汇率自由浮动。又假如中国解除汇管，但不说明是永久性的，或说是试行一段日子，那就凶多吉少，大难将至也。如
果中国真的彻底地解除汇管，人民币在初期下泻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市场上有不少人盲目附从，见黑市如此就认为白市更甚，胡里胡涂地在汇市上买错马。
是的，综观今天中国大陆的物价、楼价、工资、人的质量等等，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解除所有管制后，中国人的竞争潜力不显现出来。外资的涌进事在必然，不用再说了。
诚哥要明白，中国若不解除外汇管制，经济发展怎样也不会有大作为。更何况在汇管下，其它诸多管制应运而生，贪污、黑钱等姑且不谈，做生意手续繁复，偷偷摸摸，就是一个在市场上身经百战的中国人也不容易搞清楚，老外岂不
会感到天旋地转了？
我曾经说过，中国若不开放金融，上海的办公楼宇起码会有十年空空如也。但若不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可能的事。当然，若中国开放金融，几年之间上海会比香港优胜，而又因为香港的经济在结构上出现了问题，以致服
务价格太高，金融行业的北上在某程度上无可避兔。
中国开放金融，此消彼长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我们不应该希望中国大陆不懂得怎样做而使香港从中得益。我们的唯一出路，是大事更改我们的经济结构，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再希望中国能富有起来，在竞争中有钱给我们赚。
在《明报》的报导中，除了诚哥的话，其它的都近于胡说八道。其中错得最厉害的是某“消息人士”的话：“中国计划放宽人民币的浮动汇率，主要是取决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云云。香港在战后焦土一片，难民大量涌进，若当年
香港推行外汇管制，大家不一齐饿死才怪！“消息人士”要把问题倒转来看：不要看经济发展来决定解除汇管，而是要看解除汇管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什么时机未到之言，永远都是那些在汇管下的得益分子的托辞而矣？
至于香港的联系汇率，无论中国大陆的变化怎样，要守是可以守得住的。既联之，则安之。我不赞成解除这个制度，是因为效果可大可小，赌不过。问题的所在不是汇率的联系（金本位的历史经验可以为证），而是在这联系制度下，
香港的实质利率应该与美国的看齐；然而，今天与美国看齐的，是金钱利率。要是实质利率与美国的看齐，今天香港的金钱利率（市场可见的利率），应该是年息三厘左右。这是任老弟的工作了。
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作者：张五常
我记不清楚是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是《新闻周刊》，几年前曾用大字在封面上作如下的标题：America For Sale（美国出售）。是的，任何富可敌国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除了政府拥有的那些土地外）占为己有！这
个“大富豪”可能不被批准进入美国，但他却有绝对的权利，不用一兵一卒，使他所购得的全部私有土地的范围内的美国人，在美国无立足之地！世间的妙事，莫过于此。
那个《美国出售》的封面故事，报道富有的日本人和“暴发”的中东产油国人士，在美国买了不少地产。美国的政府与公民，很少有异议。事实上，列根幕下的一些谋士，对美国近几年来史无前例的庞大外贸赤字担心，是因为弥补这
赤字的进口外资，很多不是用以购买土地，而是购买债券。买债券的外资可以速去，引致波动（例如近几年的美圆汇率下降）。但假若外资是用来购买土地或物业——比较固定的资产——他们倒可以安心。
美国将“国土”出售惟恐不及；中国却适得其反，把土地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就是自己的国民也不能占有土地为己有。这现象不是很值得分析一下吗？美国的发达与中国的贫穷，各走极端，是否和土地的出售与不出售有关系呢？
中国政府目前的财政困难，若把土地出售给愿意付出市价的人来解决，会不会是神来之笔？这些问题想来是既有趣而又重要的。
土地的“神圣”谬误
关于中国人对土地某些谬误的观念，我老早就想加以修正了；但我一直以为其他问题比较重要，便迟迟没有下笔。近来我较为深入地体会到国内财政上的困难——以及他们用以解决这困难的各种办法所引起的其他困难——认为卖地是
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所以我不能不试将中国传统中的土地概念先来一个现代化。
孔子是理想有余而实际不足。在实际上，他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国”、“天下为王”、或甚至“天下为独裁者”，是可以混在一起而分不开来的。道理很简单：土地的使用权不是“私有”就是“非私有”，而在后者的各种使
用形式中，要说是“为公”、或是“为国为民”，是执政者可以自由选择的措辞，哪样动听就选哪样。
一个私人，或一个私营机构，认为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是私产，有权不允许外人创入，有权租给或售给他人使用，有权独享（若是机构的股权持有者则有权分享）从土地所得的收入，是很明显的事。若土地“非私有”，权利的界定不能
在土地的特质上划分，产权就不明确，执政的人若说土地的权利属谁，则没有人可以提出明确的理由反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小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而大部分则是来自亨利·佐治（H。George）的《进步与贫穷》。佐治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他的文章却极有煽动力。他认为土地是不劳而获的资产，而且不断大幅度升值是必然的，因此
政府的所有税收应该从土地征取。但佐治这个人倒很幽默，他在生时不遗余力地到处演说叫人买地，肯定这是万无一失的发达途径；他自己死前却不名一文，连半点土地也没有。
说佐治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是我个人之见。而我所获得的主要证据不是来自他的名著，而是他与马歇尔（A。Marshall）的一次令人捧腹的辩论（该辩论十分精彩，全部记录可见1969年4月的《法律与经济学报》。）
马歇尔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佐治到剑桥演说后，马歇尔就向他发问：在市场的竞争下，投资土地所获得的利润，怎可以长久地高过其他任何投资的利润？未成名的大宗师所问，确是不凡！佐治乱答一通，不知所云；马歇尔再三重复问
题，但他所得的回应，仍旧是乱答一通。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在市场的竞争下，土地投资的利润率，应与其他投资的利润率或贷款的率相符。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实证的资料是再明显不过的。投资是要有收获的。在市场竞争下，任何投资的预期收获是会等于资本或
财富的利率收益。适时或错误的决策，或在预期外的世事变动等等所引起的幸或不幸，当然会导致利率较高或较低的收入。但我们不能把意想不到的收入或损失视为公平或不公平的得失，而左右市场的运作。
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眼光独到，比一般人获得较高的利润，但这是“眼光”资产的收入，对社会有贡献，不能抹杀，其发达与任何对社会有贡献而发达的投资异曲同工。
香港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产商就是一个例子。对土地的运用，他们看到人所不能看到的“可能性”，或较为准确地“预见”了地产市场的动向；因此，他们的投资所得当然会比其他地产商更胜一筹了。但他们多赚钱的效果，却是将土
地的使用带到了较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途径上。换言之，他们原先是为自己的利润而非为社会的利益下注，但社会却间接得益了。
这与设厂生产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殊途同归的。投资土地可以赚钱，也可以亏本。破产的地产商何地无之？但让土地自由买卖，让地产商获利丰厚或倾家荡产，土地的使用就会转移到最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那方面去了。
当然，市场的指引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由于向土地投资的“私人”，都为了切身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所知的信息，其判断一定会比信息不足而无利（或无贪污之利）可图的政府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