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奶取罚谡馄恼吕铮势熘南拭鞯嘏辛斯谕獗Ｊ氐乃枷虢绲牟√睦碛氪砦笠槁邸罢逗隙矫褡宓目浯罂瘢降木墒屏鸵虼嗽黾恿瞬簧俚钠妗保凰孕轮泄督缌斓既宋锏男鼗彻睦俗叱稣庑袄仙偃搜鄙⒉嫉亩轿拿髅畈豢裳缘拿晕恚晕鞣轿拿鞑扇≌返奶取Ｋ攵远轿幕拇蹬跽吲牢鞣轿幕睦砺鄹荩何餮笪拿魑ㄎ锏模轿拿魑竦模咛宥兴捣Φ刂赋稣馐且恢制淠康闹皇怯美春次蓝轿幕拇蹬跽摺氨涮摹本裆系挠攀疲导噬衔鞣轿拿骶霾磺崾尤说木窈托牧樯系闹种忠螅苈闳司窈托牧樯弦蟮某潭龋龇嵌骄晌拿魉鼙取＃�6）胡适的这种观点和当时国内正激烈地批判泰戈尔的人，如陈独秀，是一致的，而后者刚开始也是把胡适看作自己的同路人，如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陈独秀曾给胡适写信，要他为共产党办的刊物《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专号写文章，可见陈独秀此时是把胡适看作自己文化宣传工作上的战友的。
胡适这篇文章写成的时间距他发表为泰戈尔辩护的言辞还不到一个月，所以若说他当时对泰戈尔的欢迎是毫无保留的恐怕不实，至少他说这些话时内心是有矛盾的，但是否就能据此说他对泰戈尔的欢迎是违心的；或者就象郭沫若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7）或者说是附庸风雅，甚至可以说他虚伪，两面派，这些说法显然都不符合胡适的学问之道和做人之道，倒是他其中的一句话暗含了他欢迎泰戈尔的一个真实动机：中国是礼仪之邦，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并且是自动到中国来的，出于一番好意，所以不论欢迎还是反对，在礼仪上应该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这才是生性宽容，又受过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训练的胡适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就象他既激烈批判中国旧的婚姻制度但又遵母命成婚并且一生不渝一样，就象他既说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最爱钻的还是中国的国学旧纸堆一样，都是一个懂得人生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在正常的心态下所采取的正常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是一种求真、求自由的做人原则，虽然因此被人冠以“胆小君子”的桂冠，但本性难移。不论任何争论，“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却不应伤和气，不应拒绝别人说话的权利，“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连别人说话的自由都要剥夺，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容忍，这决非君子所应为也。他这种做法就象中国人待客，虽然心里可能不完全乐意，但出于礼貌照样还是把客人照顾得满意而回，这当然不能说是虚伪，而是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最基本的做人之道，是一种“礼”。
但胡适毕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的，他对泰戈尔的欢迎当然绝对不只是出于这样一种纯朴的待客之道，他有自己的欢迎“动机”和角度，这个角度当然不是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文明，而是因为泰戈尔是一个实际的语言革新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而胡适留美归国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革命方面。胡适说自己当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之一人”，这也是实话，但泰戈尔来华以后他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认同点而一变成为泰戈尔的欢迎者。实际上，胡适欢迎泰戈尔的这个角度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人往往受过西方的教育，认为泰戈尔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是顽固守旧的过时人物。所以当他们听说泰戈尔要来自己的国家游历时，第一个反应是敌意的，可当泰戈尔在中国与这样的知识分子见过面后，这些知识分子突然发现泰戈尔原来在某些方面是与自己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态度于是为之一变，由反对者变为积极的欢迎者，这一点连随同泰戈尔来华的英国人恩厚之都注意到了，他后来记载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我们与北京的学者相会时，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同那时代的但丁与乔叟一样，泰戈尔与胡适两人都决心采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普通工具，以替代掌握在有限学者阶层手里的经典语言。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拥抱泰戈尔，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现在，他不仅同泰戈尔一道分担共同经历的痛苦，而且也分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手制造的苦难。”（8）
三
胡适对泰戈尔的这种有保留的欢迎实际上表明了他对泰戈尔的思想有误解，至少可以说他对泰戈尔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也和当时国内的许多反对泰戈尔的人一样把泰戈尔宣扬东方精神文明与他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等同起来，这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实际上，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早在泰戈尔访华的三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后者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9）实际上，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他说过：“我们现在要和西方竞争，……要抵制他们的侵略，我们除非也把他们的科学学会了才成”，“若要求得真理的厚赠，我们一定先要学会那必要的科学”。（10）实际上泰戈尔也不是象胡适和国内的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相反，他并不主张盲目拒绝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他认为西方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关键是不要模仿它。他也一再谆谆教诲青年人说：“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11）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但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看来，胡适和中国那些在这方面批评泰戈尔的人是没能全面了解泰戈尔。这也正应了他在批评泰戈尔的反对者时所说的话：“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看来这段话只有在“反对”前加上“赞成”二字，才算准确。
很多反对者对泰戈尔的批评确是不了解的批评，但象胡适这样对泰戈尔并未完全了解而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泰戈尔表示热烈的欢迎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泰戈尔在中国受到激烈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这样的欢迎者“捧杀”的。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等人竭尽苦心用层层华丽的帷幕包围起来了，这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他们基于这种先入之见对这些外国思想家表示欢迎或反对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什么“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个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对泰戈尔也是这样，很多反对者或欢迎者在并没有对他的思想和学术进行详慎研究的情况下就出于主观动机断言其中必含有毒素或救世的良药，不许别人赞成或反对。胡适批评反对泰戈尔的人对泰戈尔“不容忍”，剥夺了别人说话的自由，这实际上也表明他对这些反对者也是“不容忍”的，也是“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些都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行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醉翁”。
注：
（1）《晨报》1924年5月11日。
（2）《晨报》1924年5月13日。
（3）《科学与人生观》“序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4）《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
（5）《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周质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6）《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7）《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
（8）（11）《泰戈尔传》，（印）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第383、384、385页。
（9）《与印度泰谷尔谈话》，《新潮》第3卷1号，1921年10月1日。
（10）《东西文化的结合》，泰戈尔著，甘子贻译，《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号。
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简评《天朝的崩溃》
？ 樊美平
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一百多年以来，收复香港就被视为洗雪耻辱的主要象征，成为中国人心中萦绕久远的梦想。一八四五年，一个名叫易之瑶的湖北生员赶到北京，想向皇上奏陈他收复香港的锦囊妙计。在易之瑶看来，从英国人手中收复香港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只需五千军士，由他带领，把用木料做成的假大炮“咱咱分抬”袭上香港四周山头，排列成行，居高御下，英夷就会胆战心寒，不战而胜即可夺回香港。香港一去，扫除其余地方的英夷应该势如破竹。但满清政府无意采纳易之瑶的计谋，反而认定他“以乡曲庸愚，率凭臆见，妄干时政，复来京欲呈奏章，请赴粤省襄办夷务，实属狂妄”，准备将他杖一百，流二千里，交顺天府定地发配。满清政府的这类行径常常被后人看作是卖国。
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全面洗雪他们所认为的耻辱，要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一九○七年，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府收回部分租界主权；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税自主；一九四三年，英国政府声明放弃除香港、九龙之外的全部在华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这一过程达到高潮，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至此，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战争、即一般所称的鸦片战争所导致或被认为所导致的全部有形后果终于被彻底清除干净。但它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却远未痊愈，使理性的思考仍然不能取代感情的冲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来就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次之上，影响着至今一百多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
可以举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批判的荒谬。某极具影响的青年报曾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向紫禁城太和门走去，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猖獗起来了。看，这是一个乘着轿子进故宫找皇帝说事的洋人。
很明显，照片是在一九○二年所谓“两宫回銮”之后拍摄的，因为在那以后，那位傀儡皇帝才开始在内廷里接见洋人，他们才被允许通过太和门。这时距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洋人见皇帝才不再如从前那般艰难。把洋人见皇帝与第一次中英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否过于牵强附会姑且不论，而把“洋人”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把乘轿子进宫“找皇帝说事”说成是“猖獗”，好象是没有弄明白“与洋人说事”（外交）正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臣子无外交”，只有皇帝才能够也理应履行他的这项职责，旁人无法代劳。但文字作者的真正意思是说：洋人们只有在朝贡时才能觐见皇上，否则就是“大胆”、“猖獗”。不过，对皇上如此呵护有加的作者居然把皇上龙体安憩的地方称为“故宫”，按照满清律例，应归入“大不敬”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