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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各个成员在社会中具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不同决定了言语行为实施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和社会言语行为实施权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如同社会角色不能发生错位一样，言语行为的实施权同样不能发生错位。如果发生错位，例如不该具有某种话语权的人实施了不该实施的言语行为，势必造成社会的混乱。经典的例子是一个有妇之夫对另一个女人说，“你是我的太太”，这样的话语是无效的。因为说话者不具备实施“丈夫”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的无效话语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这些无效话语被多数人所接受，即无效话语获得了一定的效度，社会规范将受到严重冲击。这是社会言语交际的第二条原则。
以上两条原则来之于奥斯汀（1962）（1）“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条件：
（1）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
（2）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有诚意。
（3）说话人不能对自己说的话反悔。
实际上，（2）和（3）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2）可以推导出（3）。因此我们将言语行为理论的三原则简化为上面的“诚意原则”和“条件原则”。
1．3 文化对应原则
文化对应原则指的是文化范式和语言系统的对应关系。不同的文化范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系统的结构，同样不同的文化圈有自己的言语行为方式。不同文化圈的人进入另一个文化圈，必须遵守所进入的文化圈的最基本的言语交际原则（违背这种原则有一个层次性的“度”，最底层的也是最重要的层次不可违背，浅层次或许能够被容忍）。否则言语交际就会失败。我们将这种原则称为“文化对应原则”。
1．4 言语平和原则
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其多数成员的心态是相对平和的。不平心态不可能不存在，但是不平心态不应该占社会的多数。平和心态表现为平和的言语形式，反之，不平和的心态往往表现为过分激烈的言语行为。同样，一个社会不可能不出现激烈的言语行为，问题是当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时，言语激烈形式的分布和频率就成为我们考察这一社会的重要指标。当激烈的言语形式达到一定频率，分布达到足够的平面，整个社会必定出现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倾斜，其内部组织将出现相应的变化，严重的将导致社会组织的破坏。
1．5 准确性原则
准确性原则下面包含四条准则：
可证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必须是可证明的，即必须具有充足理由。同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
实在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必须是“言之有物”的而不是空洞不可把握的。
恰当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在大小范围、程度高低等方面必须是恰如其分的，不是故意夸张的。
明了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必须是平实明白的，不是曲折隐讳的。
以上原则“基本上”根据它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的作用强度依次排列。
本文试图从以上社会言语交际的一些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社会言语交际的基本原则，同时将原则作为社会言语分析的参照坐标，尝试用这些原则简要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语言现象。
以下我们逐条分析“文革”中违背这些原则的言语现象。
二、条件原则和诚意原则
2．1 我们先分析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文革”中，所有不正常的话语中，最为严重的是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现象。条件原则要求说话人拥有实施话语内容的权力。否则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造成纯粹的无效话语，二是造成抢夺话语权的社会组织混乱。下面是“北京十四中红卫军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张“《告全国人民书》”的部分内容，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文革中典型的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以下删去约100字）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此处删去60余字）
“所有房主们……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产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作法……（以下删去若干字）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 李 锐
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这个一九一七年出生的老人，当然是感慨万端的。这二十年来，幸亏走上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了，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生活不健全，我以为仍是跛足前进，并导致腐败现象丛生，人民对此是不满意的。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科技与经济的竞争日趋剧烈。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七位，可是经济竞争力却居第四十位左右（香港、台湾居前十位）。这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呵！百年前，我们落后挨打；辛亥革命后，仍然落后埃打。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沙场决胜，终于取得了一九四九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从苏联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以及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计划经济，并同中国自古相传的乾纲专断相结合，大大地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使我们走了三十年弯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灾难，几乎走上一条绝路。而那三十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人文突飞猛进的年代。因此，我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扬长避短，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耄耋之人，余生不多，精力有限，新知难涉，常常只有回顾与反思。反思种种经历，走过的道路，哪些事还要提高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一九九七年列席十五大时，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随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二十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我现在想谈的、还是同防“左”有关的一些感想、先从个人有关的经历谈起。
重视历史经验教训
应该说，从抗战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风、自己的经历还算比较顺当的。当年接受党的教育、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为抗战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一九三九年到重庆参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会议。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会议。听王明、博古作过报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原版书，印象很深，如同讲坛上的迂腐教授，当年并不喜欢这种搬书本的教授。会后和胡乔木到湖南检查工作，转了一个月。当年我在地方上“红”了（即暴露了），南方局决定调我到延安。又同胡乔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一九四一年调到《解放日报》。我的遭遇还比较正常。
一九四一年，整风运动先在党的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其在内战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听说批评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由于发生了王实味等问题，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没有见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境外倒是有了这种书。我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我以为最主要是弄清“左”的问题。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
历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里整的严重后果。内战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三个地区误杀了四、五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十万人；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杀得自己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肃反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说什么延安党政军机关“特务如麻”，毛泽东也曾一度相信，随即扩大到华北、华中所有根据地。当时沿用刑讯逼供信的办法，臆造出了国民党区的“红旗党”，四川、河南、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地下党，几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红旗党”。中央党校动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学在逼供之下，诬陷我为特务，且是他的“领导人”，于是我被抓了起来。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杨静仁、武衡、吴波、周建南等都和我关在一起。当时逼供信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幸有毛泽东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才没有重复过去乱杀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这场运动就此草草结束。一九五○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致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革”，政治运动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真是难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三百八十万人；“四清”运动认为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一九七八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对举世公认的改革开放现实，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还不是出现好多“万言书”、遭到持极左观点人们的攻击。所以来日方长，斗争正未有尽期。
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党有史以来一大难题
不断运动，不断整人，这个现象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必须从根本上挖出它的根源。
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对于革命的进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设想。对革命形势何时到来，就曾估计得乐观了，但也只是探讨性的，到了晚年尤其恩格斯，已认识到早年的估计过于乐观，并认为经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是可能的。马恩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