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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冲突往往直接导致暴力。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行割礼的犹太教士被乱石砸死，或者活活喂野狗；让儿子行割礼的母亲，则被“勒死，挂在十字架上，她们尸体的脖子上盘着被扼死的婴儿，藉以震慑其他人。”直至希腊化甚至
罗马时期，这种针对割礼的暴行仍未停止：罗马士兵从犹太人身上活活割下行过割礼的阴茎，然后抛向天空，以此嘲笑上帝。
这种神圣契约为犹太人跟上帝确立一种特殊关系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灾祸——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并未发生，这也许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一种绝对价值的不幸：我们在泼掉异教徒的洗澡水的同时，连神圣性原则和绝对价值的婴儿也一起泼掉了。这为我们埋伏下了更大的灾难。
揉搓与刀具
阉割并不是在动物身上完成演习才加诸人体的，事实上，对人的阉割并不比对动物的阉割来得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包皮环切也不能看做一种阉割暗示。这些用刀具加诸生殖器的行为，在时间上并不能严格分出先后，所以，面对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警惕：包皮环切是对阉割的演练。
在西方，阉割往往表示一种宗教行为。早在基督教大兴其道之前，罗马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赛比利膜拜”：赛比利作为一个女神，是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期间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女神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阿提斯染指其他女人，所以常常将他暴打。具有受虐倾向的阿提斯在棍棒下感受到了宗教般的狂喜，所以挥刀阉了自己。“赛比利膜拜”的人们在阉割日疯狂地舞蹈，他们在一种狂喜状态下跑过罗马的街道，并割下自己的阳具，扔到街边居民的家里去——“幸运的居民”看到这血淋淋的东西后，要拿出家中的女人衣服，送给自阉者。男扮女装的自阉者将女人衣服穿到身上，并将终生守护赛比利的寺庙。
尽管这样，崇尚色情与暴力的罗马人还是对这种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在大多数人眼里，具有硕大阳具的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才是应该被供奉的。是的，硕大的阴茎在罗马是权势的肉体化身，以至于将军有时会根据士兵阴茎的尺寸来提拔他们。而罗马人的建筑，跟希腊人的赫耳墨柱头一样，遍布了整个城市：这些建筑要么设计成一个大阳具的式样，要么在墙体上布满阳具式样的浮雕……而著名的奥古斯都广场，从保留下来的图纸上可以看出，长长的走廊型的大厅底部两侧，分明有两个半球型建筑……罗马人的这种阳具迷恋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寻求解释：他们的平均寿命不到25岁，只有4％的人能活过50岁，所有男子都必须用自己的阴茎为帝国效力（繁衍人口），单身汉受到惩罚，男孩的第一次射精被当做帝国的节日来庆祝……
罗马人的纵欲传统在基督教那里得到节制，但他们的一部分思想显然得到了继承，比如反对阉割。基督教的第一个非犹太皈依者，就是一个埃塞俄比亚阉人，但显然，他并未受到格外的礼遇。神学家们把阉人描绘成“蜥蜴和蟾蜍”、“女里女气”、“爱嫉妒”、“粗俗讨厌”，这直接影响了教会的决策：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教会正式禁止阉人担任神职；55年后颁布的《使徒法典》则规定，自我阉割的无教职信徒，将被开除教籍3年……一种特殊的“椅子”应运而生，它上面凿有一个孔洞，教皇在上任前必须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检查，可以想象，他的睾丸应该刚好从那个孔洞中垂下去，躲在椅子下的红衣主教才能确信它的确存在。这个事例跟“赛比利膜拜”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罗马，阉割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割去睾丸，二是割去阴茎。
另一些教徒则从圣经中发展出了另外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阉割是信仰的必要条件。瓦伦斯教派不但阉割自己，还以救赎的名义阉割投宿的过路人；苦行派认为原罪是由性带到世间的，他们相信耶稣不是通过死亡、而是通过受阉来救赎世人的——他们对这一行为进行模仿，在“小印”仪式上，信仰者要接受切除睾丸的手术，而为了求得更大的圆满，许多人请求连同阴茎也一起割掉，这被称为“大印”或“贵印”。苦行派也为女性信仰者保留了余地：她们将被割去乳头，甚至乳房以及外阴的突出部位。
中国的阉割则很少具有宗教色彩，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刑罚，或者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阉人的体能接近于男人，但在性角色的扮演上，则接近于女人，所以最适合于宫廷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对阉牛的继续，它是一种身体规训方式，目的是对能量释放的控制和引导。服从于这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更为温和的阉割方式：揉搓——男孩在出生后不久，即由有经验的阉割师来对他施行这种手术——阉割师捏住男孩的睾丸不断揉搓，日复一日，并随着男孩承受能力的增强，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他的睾丸……这个“温情”的过程一般要持续好多年。
揉搓从技术上规避了排尿问题，而且没有痛感，所以死亡风险很低——因了这样的好处，它大受欢迎。穷困人家为了将子弟送到宫中去，往往在他们一出生，就对其施行这种手术。被破坏后的睾丸，无法支持阴茎的继续生长，所以它们看起来不但小，而且松软、疲沓，几无勃起的可能。成年后的阉割却失去了这种幸运，他们无一例外，都要被“连根割下”。
愚民，或者恐吓与酷刑
对二元论的不二信念促使我在阉割的技术问题上做更进一步的深入：除了对生殖器实施阉割以外，对于头脑，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这显然超出了严谨的史家们的考察范畴——尽管对精神的阉割常常被人们提及，以致这几乎要成为一个老生常谈。
针对头脑的阉割手术显然要精微许多，作为一个理性器官，它并不那么容易就能被置于刀具之下：作为自我的合法拥有者，头脑被先天赋予某种主体性价值。对这种优越身份的不断体尝，使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被纳入外在的控制体系——虽然先民们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常常遭到自诩为文明人的我们的嘲笑，但那种“愚昧行为”并未摧毁他们自由的头脑：他们只是为理性划了一个疆界。理性之外的领域被视为神圣领域——这种理性领域与神圣领域的分离为愚民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前提：这也是世俗统治的前提。
但两种领域的分离还不足以形成统治，统治的本质在于对神圣领域的占有。我的意思是，要想获得对民众的统治权，首先得赋予自己的统治以神圣性——细细琢磨“天子”这样的称谓即可明白：“天/天子”作为一对范畴，后者代表前者出场，而前者赋予后者以神圣性。神圣性是合法性的基础，于是，各种“圣迹”“祥瑞”“紫气”传说不绝于史册：伟大人物的降生，要么伴随着某种超自然现象，要么是他母亲“践圣迹”（多在梦里）的结果。他们脚踩祥云而来，当然应该受到敬畏：理性在此止步，他们由是获得了免于追查的权利——第一，他们永远是正确的；第二，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参考第一条。帝王继位后各种大张旗鼓的祭天、祭祖活动，不过是对自身神圣性的强调。而异于常人的衣饰（龙袍）、座椅（龙椅）、生活用品（龙塌、御膳）等，不过是神圣性的日常彰现。
帝王们免于理性的追查，因而，他们只能被信仰，不能被质疑。遵从“王法”被视为理所应当——挑战天子的行为同时被视为对“天”的挑战，这显然是不自量力并大逆不道的。同时，这也是各种“替天行道”托词的来源：敌对双方谁代表正义？显然是代表“天”的那一方。而谁能代表“天”，这显然是一个对神圣性的争夺问题。两军开战前的誓师，不光有勉励将士的励志意义，还有宣告神圣性被己方占有的意义：这种庄严而宏大的宣告，使将士们沐浴在一种赫然降临的仪式感中，在神秘仪式感的鼓荡下，死亡变成了最大的快感，所以他们才会奋勇杀敌而不怕牺牲——这种宣告往往比“封妻荫子”的承诺有效得多。士兵们排成方阵，走向死亡……他们被一种神圣性完全规训了——作为一种统治方法，这种规训对市民社会仍然有效。
人类有某种神圣性需要：一个女孩会不厌其烦地问她的男朋友“你喜欢我什么”，她希望得到的回答不是“嘴巴”，不是“鼻子”，不是“身材”，甚至也不是“学识”、“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等等，她要的是一个“非具象”“非确指”的、超越使用价值与功利意义的答案——这个不为人知的答案显然能使她获得一种神圣性陶醉。“仙女般的”、“她是我的女神”等诸如此类的表达，除了含有“纯洁”“美丽”等意思外，显而易见还指向一种“神圣性”。
对神圣性的需要本身是一种生产性力量，它让我们安分守己的同时，不断完成对世俗性的超越：长安城外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最大的梦想也许就是见到皇帝，因为皇帝能为他平淡无奇的生活赋予神圣性的光环。这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统治，因为那个农民显然清楚皇帝不喜欢捣乱分子。当我们开始了对日常的审察，最终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小企业主会在他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上某高级官员跟他的合影；一个痴情男子会随身携带他的“女神”赐予他的小物件……抛开“炫耀”“寄托相思”等通行意义上的解释，这难道没有“神圣性”的意味在里面？我们说，墙上的合影和随身携带的小物件让他们沐浴在一种神圣性的光辉下。
神圣性跟禁忌相伴而生：弑君是不被允许的；墙上挂有合影的那位小企业主，生产劣质产品时总会心有惶惶；而那个痴情男子，终身也许都不会爱上其他女子……禁忌以权力的面目出现，它形成了统治的基础。而处于权力（神圣性/禁忌）中心的皇帝，自然也处在了话语中心：他的言行被记录，被传播，被效仿，被严格遵照和执行。他的意志就是全民的价值。如此，对皇帝的挑战就是对全民的挑战——逻辑地推断下来，“民者何也，是乃天也！”这显然是个陷阱，但能让我们处于一种被总体叙述（人民）的神圣性光辉中（人民喊“首长万岁”，首长喊“人民万岁”）。不过这种总体叙述也是积极性的，它直接催生了“国家凝聚力”“民族自豪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让民众具有了士兵的品质：顺从（对内），但又嗜血并同仇敌忾（对外）。
在这样的语境下，民众的不顺从其实可以看做是神圣性传递的失效——作为纠正，刑罚于是诞生。刑罚的标识功能给受罚者打上了耻辱的标记，并将他变成一个异类……“非我族类”“人人得而诛之”——这充分调动了民众的情绪，使受罚者处于一种“环形权力”的监督下，因而很快变得顺从起来。而酷刑对肉体的摧毁功能，则让反抗意识无所依附——公开执行的酷刑，则至少有这样两个意义：一是“以儆效尤”，让民众在酷刑观摩中，得到一种必然性的体认；二是在“同仇敌忾”（犯罪分子当然被视为敌人）的情景中，获得一种神圣性体尝——我仍然是民众的一分子，我仍然被总体叙述着……
在酷刑观摩中得到的“必然性体认”，即为恐吓的本质。“必然性体认”，通俗的说法就是“下场”。这里面暗含一个毫不含糊的条件等式：如果……就……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法律都带有恐吓性质——但我们说，恐吓仍然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力量，因为它让民众看到了“必然性”的意义。“必然性”还以一种更为官能的方式彰现自身：如果你服从我，就有面包吃；如果你更好地服从于我，就有更好的面包吃……这使得精神完全听从口腹之欲的安排——作为一种间接的、补充性的措施，它跟刑罚一样，能够在神圣性传递失效的同时，经由肉体，完成对精神的规训。
当民众对这种“必然性”深信不疑的时候，对他们的精神阉割也宣告完成。
“木官示禁”与“象以典刑”
我们仍然需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做一些纠缠：对人的阉割到底是出于一种目的，还是作为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阉割究竟有何意义？
一个人被阉割，是因为他该受这样的惩处，还是他人需要这样一个没有生殖器的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没弄清楚它之前，任何对阉割的探讨都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