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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绝对观念并未在宗教背景下彻底发育，所以几乎没人愿意浪费精力来探讨性的意义：禁欲是相对的禁欲，纵欲也是相对的纵欲；性既是生殖，也是快乐。私通尽管也曾作为一种犯罪，但那不过是对财产的侵犯，如果对方的丈夫或者父亲不予追究，男子往往赔点钱即可了事。强大的贞操统治，并不能说明这个东方民族在道德上具有洁癖，它不过是一种婚前和婚后的财产保全方式。这个乐观而务实的民族不愿意用一种绝对观念将自己逼上死路，佛教进入中国，也就有了俗家弟子：吃喝玩乐修行，一样都不耽搁。而对性的统治，其实质就是对财物的看守和处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这样理解：一、无人延续香火，相当于死后无人提供阴间的食宿和其他开支；二、现世的财产无人继承。而这都是无法容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回头再来审察生殖器的意义——它真的相当于存折的密码。阉割作为一种代死之刑，立即变得容易理解了：在罪不至死的情况下，割掉罪犯的生殖器，相当于判他死缓并藉没全部财产。
断子绝孙的阉人自受刑之日起，还要在世上活那么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比死刑更不人道的惩戒方式。但很快，阉割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很少再作为代死之刑，而更多地是出于宫廷服务的需要——阉人从“戴罪之人”变成了服务业从业者。在前者那里，阉割是他的行为招致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是自主选择的一种劳动方式。作为特殊劳动者的阉人，其财产私有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意思是，当阉割不再作为一种处决财产的极端方式时，阉人养子，便能够被统治阶层容忍了。秦赵高开了阉人养子的先河，而东汉，阉人的养子不但可以继承财产，就连爵位也可以继承——汉末的郑、曹两大家族，就是阉人传国袭爵制度的结果。北魏沿袭汉制，唐初虽规定阉人不得养子，但禁令被屡屡突破，至德宗时，局面已无法收拾，他只好规定：内侍五品以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尽管李唐王室在此事上做了足够的退让，但仍然不能满足阉人的要求，宦官杨复恭竟然养子六百多人。养子作为结党营私的一种手段，被中晚唐的阉人们娴熟地运用着。这时候，养子并不是为了延续香火，而是壮大权势。宋汲取唐的教训，规定阉人四十岁以前不许收养义子，四十岁之后也只限收养一子，且本为阉人养子的阉人，不得再收养义子。这种措施收效甚好，但朱明王朝并未沿袭它。明时规定，阉人的财产和爵位可荫及弟侄族人，这使得大多数阉人不再愿意收养义子。
绵延千百年的阉人养子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权宜措施：皇室无法容忍具有生殖能力的外姓男子玷污皇室血统，但又在粗暴地断绝别人香火的同时心生愧疚——养子不失为一种解决矛盾的良方。
快感意义上的生殖器
试想想这样的情景：一群人，手拉手围着一堆篝火，载歌载舞。这种初民景象常常被我们一厢情愿地解释为庆祝，或者祭祀——一种目的性行为。在现代文明人的眼里，初民们是那样胆小怕事，并容易满足——是啊，天上滚过一颗雷，地上长出一颗庄稼，他们都要举办活动，以求神灵息怒，或向神灵谢恩。在“性交作为目的化生育”的观点遭到科学进化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质疑的理据是，初民并不知晓性交是生育的必要条件）时，一种流行观点诞生了：初民性交是为了战胜恐惧。他们设想了这样的景况：豺狼虎豹时刻光顾初民居住的山洞，初民们被恐惧感笼罩着，为了战胜恐惧，他们本能地抱到一起，并做爱。是啊，如果繁衍可以看做一种高级的盘算，那战胜恐惧尽管带有目的性倾向，但如论如何，也只能算做一种本能反应。而生育，只能作为一种偶然结果来理解：子嗣只是战胜恐惧这种本能企图的副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感跟战胜恐惧是同构的。快感就是对恐惧感的反动。当发情期消失以后，性交不再是一种执行造物密令的本能行为——它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这为目的化性交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因为恐惧总是不期而止。现实意义上的威胁迫使人类在应对外界的技术方面不断做出革新，而与此伴生的心理恐惧则直接构型了人类的意识。这样说更容易明白：当豺狼虎豹等异己性力量时时侵扰婴儿期人类的宁静时，即使作为一种本能反应，人类也不得不给自我围上藩篱——主体性疆界于是产生，“我是什么”由此成为一个问题。由性而生的神秘陶醉并未阻止“自我”的最终觉醒，理性的上升让人类总体上在向死而生的态势下重建秩序。
性，于是被重新审视。
它首先作为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而被严密看管——在身体作为劳动力的同义语的悲惨年代，这种看管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直至今天，对一个罪犯的惩罚仍然是监禁起来，剥夺性权利，并让他去做苦工。性看起来成了一种权力，无权享有它的人，被剥夺的并不仅仅是交配、生育的资格，而是突破主体性疆界的可能。庸俗点讲，当一个人再也无法跟他人亲密接触时，他的孤独感是彻骨的。这让他成为一个异类——一个主体性不断凝聚的异类。尽管性交流相对其他群体交流方式而言，显得那么私密、封闭、不具有任何乌托邦气，但毕竟，它仍然能够作为最基本的抵抗方式——用以抵抗“向死而生”态势下强大理性的压迫。
性是一种器具的使用技术，而对广大太监而言，他们的器具则被剥夺了。他们经由操练抵达神秘陶醉的路径被彻底堵死。而这种神秘陶醉，恰好类似于人类做梦都在追逐的主体性流溢状态。是的，我必须活在我们中，我会死，但我们是不死的。而我们的确立，决不是经由利益而建立的同盟，而是经由不死信念的传递建立起来的不设防、狂喜与沐浴状态。一句话，性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最直接手段。
再回头看看人们对快感的描述性解释：颤栗的，彻底打开的，没有一丝杂念的，无法重温的……一句话，快感是一种彻底的丢弃状态，这与死亡极其神似。所以这样说并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看，性是一种死亡的技术。而阉人，显然丧失了这种技术，这让他们体尝到永生态势下彻骨的绝望与悲凉——这跟萨特笔下的地狱毫无二致。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惩罚更残酷的了。
作为符号的生殖器
除了作为生殖的器械和快感的载体而外，生殖器还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弗洛伊德宣布，女人有一种“阴茎嫉妒”心理——这显然能从侧面说明，男性优越于女性的最本质的地方在于生殖器。如果说男女生殖器在完成生殖和快感方面负载了相等的任务，那它们的不平等主要是经由外形来体现的。是的，离开男女任何一方的生殖行为在技术上都无法达成，而快感，尽管手淫和同性性行为被经常容忍，但在主流价值的不断规训下，男女二人模式的性交最终成为最正当的快感获取方式——在生殖器的这两种功用中，我们无法确知究竟谁的更重要些。
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完全来源于它们的外观。
尽管在史前很长的时期，女性受到普遍的尊崇，但自从进入公认的文明期之后，男性便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尽管各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为男性的上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科书式的说明，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这样的箴言：性器官是任何文化的基础部分。如果说文化就是一整套风尚掩饰下的秩序，那两性性器官被分别描述就显得意味深长：外挂的/内嵌的，凸起的/凹陷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忠实的描述，但问题在于，“外挂”优先于“内嵌”，正如“凸起”优先于“凹陷”一样。受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差遣，描述本身代替了判断。
我们并未仅仅停留在对两性生殖器的忠实描述上。最终，一对范畴一劳永逸地将两性生殖器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这对范畴是：阳/阴。尽管这只是一种象征，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两性观念，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太阳和月亮是跟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天体，针对它们的一切想象和隐喻无不可以投射到两性关系中来。它们一个太过耀眼，另一个则圆圆缺缺幽幽怨怨：太阳是男人，月亮是女人——这样的观念被认可后，太阳跟男人互相型塑，正如月亮跟女人互相型塑一样。这使得真实的历史看上去总是由男人创造的，因为太阳要求它的对等物——男人，必须耀眼起来。
男人终于可以炫耀他的生殖器了。我说的是，当“多”比“少”更优先的时候，拥有外挂体的男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比女人多了一个部件。这多出来的部件像战利品一样，使再委顿的男人也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为了延续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突起物崇拜被当做制度固定下来。
贝壳和橄榄形的东西被当做女阴，菱形的教堂的窗户也有这样的含义……但跟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比起来，对女阴的崇拜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在弗洛伊德眼里，男根象征物的名单可以很长很长：石柱、树干、摩天大楼、大烟囱、塔、旗杆、鳗鱼、萝卜、茄子、香蕉、蛇、兔、象、犀牛、鸟、帽子、领带、拐杖、雨伞、口红、刀剑、枪矛、弓箭、鞭子、加农炮、来福枪、匕首、太空
火箭、槌子、除草机、蜡烛、笔、钥匙、香烟、雪茄、香槟酒、冰棒、棍棒、水管、帚柄、吉他、跑车等等。
孙悟空的金箍棒没有名列其中，但这个可大可小的如意物事，作为男根象征物则再传神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绝对观念的国度，任何仪式都不会发展到极致——祭祖是我们的宗教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来源，但对于祖先的生殖器，我们从来都缺乏显见的关怀，只是温情地在他们的灵位前插上一块牌子（要不是精神分析学的恩赐，我们至今也许还不会这样考虑：莫非这块牌子象征着对祖先生殖能力的感戴？）
西方人显然来得更直接一些。古希腊人和
罗马人的街头，遍地矗立着巨大的生殖器造像，他们负责生殖的神都有一个硕大的阳具，少女在成人仪式上，会去触摸那些石造像以祈求生育。而扛着木制的大阳具游行，是许多国家妇女们每年一度的节日。在盛行裸俗的古希腊以及其他一些土人部落，男子则给阴茎装上铃当、结上彩带以便引起注意。无论这些风尚在今天看来多么粗俗，但它至少能说明一个道理：生殖器曾经是人的中心，而男性生殖器是世界的中心。
生殖器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经由勃起得以表达，经由戳刺得以实现。对阉人而言，他们丧失了这种权力——这种作为一切权力之基础的权力。
第五章：性惩戒
贞操带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项重大器物的发明：。尽管它直至19世纪才零星地用于男孩，使他在结婚前不致有性的行为——在青年人的统治者看来，性是成年人的专利，过早地让男孩享有是对成年世界的侵犯，这种侵犯常常被表述为“不利于男孩的成长”，或者“有伤风化”，但作为一种性惩戒方式，我们还是能从中管窥权力在性这个战场上的身影。
我的意思是，男孩在结婚之前，他的性爱权被成人世界剥夺了。这种剥夺并不像丛林法则那样来得直接——一头年幼的雄鹿可以通过武装角力来跟年长的雄鹿争夺交配权，但未婚男孩却并不能够通过暴力从成年男子那里猎取妻子：文明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贞操带正是文明的产物。文明通过价值传递和器物建立起了一种不可被质疑的秩序，凡是对此秩序提出异议的，都被斥为“野蛮”——在这样的话语暴力下，生物意义上的男孩被规训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意义上的男孩：阉人。
施于男孩之身的贞操带，是成年世界让他们在性这个领域保持沉默的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在文化、价值、文明、秩序等一系列堂皇饰品的装扮下，变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道德福音。从此，男孩被放逐了——直至他们跻身成人世界的那一天。
男用贞操带在贞操带历史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今天看来，它也许只不过是19世纪兴盛的贞操带工业的一个副产品：在形形色色的女用贞操带柜台后面，资本家用它来赚两个零花钱。
作为文明史上的光辉一笔，我们没理由不在贞操带的历史问题上如此浓墨重彩：它诞生于12世纪左右的欧洲，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被用来防止女性自慰。16、17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妇女曾把它当做
奢侈品，这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