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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与我的海军同僚共进午餐。情报非常简短，甚至没有谈到到底投的是什么种类的炸弹。但是对于一名离开学校不久、而且还获得过物理学学位的技术军官而言，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炸弹，它对日本和我自己意味着什么。尽管日本以前从未战败过，但前景已经十分明了。而有一个青年人却为此感到乐观。从那一时刻起，我在内心里对自己的将来有了信心。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认为日本将会战败，继续打下去是徒劳无功的。同时我也知道，军方想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时我年仅二十四岁，获得了大阪帝国大学的学位，正在军中与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试图完善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军方希望日本的技术能够扭转战争的趋势，我们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为时已晚，我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我们不仅缺乏资源，还缺乏时间。从广岛事件以后，我认为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我不像当时的那些平民，他们受到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监视和控制，我可以接触到海军的情报，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尽管一个海军军官在不当班时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占有压倒优势，我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原子弹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我们无从知道扔下来的那颗原子弹有多么的可怕。我们在军营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闻通报只说扔下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它发出强烈的光，照耀大地。”这些描述足以使我们得知这肯定是一种原子武器。实际上，日本军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封锁了广岛事件的详细消息认识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及转化与运动，但忽视转化的条件，而且一些军官拒绝相信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还不足以预测到这种武器的毁坏能力，从而判断出它会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我曾见到过常规轰炸的后果。其实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扔下大量的燃烧弹，几个小时之内烧死了十万人，当时我正在东京。我也见过我的家乡名古屋遭到大轰炸后的可怕场景。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业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为废墟，成千上万日本人家园的土地上都堆满了烧黑的尸体。我不可能想像原子弹还能够制造出更加可怕的场面。
原子弹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投下的，但我们直到8月7日才得知这个消息。我对广岛原子弹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的反应。坐在餐桌旁，面对在战时的日本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午餐，我一点也不想吃饭。我看着我的同事们，对餐桌上的每个人说：“我们最好是现在就中止我们的研究。如果美国人能够造出原子弹，那只能说明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差得太远，无法赶上去。”为了这件事，我的上司对我非常恼火。
我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潜在威力，但我认为至少还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来，所以一旦意识到美国人已经造出了这种炸弹，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很明显，既然美国人已经领先了这么远，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的技术就是原始落后的了。我们不可能再设计出什么新的武器与之匹敌。我说过，其实我也想像不出，我们还能在短时间内造出什么样的新型武器或者防御设施来与这种炸弹对抗。广岛事件的消息对于我来说真是有点难以置信，它表明技术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技术与日本技术之间有差别，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技术还是相当好的。在此以前，的确如此。何况我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试图从别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说，有一次我们从一架击落的B29轰炸机上找到一台毁坏的设备，从而了解到美国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不同的电路真正的实在，具体事物只是“理念”的摹本；辩证法就是从，但是也并不比我们自己的好多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刚一听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时，我猛然意识到美国的工业能力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对日本有着压倒优势。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对此早有准备。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一部电影，介绍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第尔波恩建造的红河联合企业（River Rouge plex），我被建造如此庞大工程的想法所震摄。影片中，巨大的轮船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到福特红河钢铁厂来，在那里制成各种类型的钢材。钢材制成之后，再运到这个联合企业的其它部分，通过浇铸和模压制成各种各样的汽车零件。在同一工厂另外的地方，这些零件再组装成汽车。当时日本还没有那样的联合制造业。但是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当日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开始发展它自己的新型工业体系，在沿海地区建立起崭新的、高效的工厂，而且也拥有了战前曾在福特公司见到过的那种联合制造企业时，我终于有机会去参观红河联合企业。当我亲眼看到那里使用的设备还是那部电影二十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旧设备时，我感到大吃一惊，同时也感到困惑和失望。这使我对美国工厂的未来以及它在全世界引人羡慕的领先地位产生了怀疑。
然而在1945年的8月，当我意识到日本的前途和我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巨变时，我还是感觉到焦急不安。我对自己的将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当初是一名军官说服了我从大学里报名加入海军，为的是可以参加一个项目，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学习，还可以避免远离本土几千里去参加毫无用处的海战，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自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后，我比以往更加坚信，日本应该为了它的将来，尽可能多地挽救各类人材。即使在当时，我也敢于这样讲，因为作为一个年青人，我感觉到将来我也会有一番作为的。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会有多大的作为。
那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将会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为了使日本与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在世界各地奔走不息，行程万里。
我出生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出产好酒的日本酿酒世家，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也是它的第十五代传人。米酒不仅是一种民族饮料，它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它甚至还是众多的宗教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传统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要共饮一杯米酒。小铃谷村离工业城市名古屋不远，村里的盛田家酿造一种“子日松”牌的米酒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名字是从八世纪编纂的一本著名日本诗选“万叶集”中得出的。日本宫廷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在鼠年的正月初一（日本人称这一天为“子日”——译者）到郊外去选一颗小松树，并将它带回去，移植到御花园中。松树象征着长寿和幸福。岁初植松，人们企盼一年中的健康和兴旺。
盛田公司也生产酱油和豆酱，这两样东西都是日本饮食中做汤和给其它食物调味不可缺少的主要佐料。由于盛田家的生意与人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相关，所以他们在村子中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继承的是一个陈旧的企业，而且在财务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倾心于日本及中国的精美艺术和工艺品，将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公众活动和照顾那些艺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琐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细瓷器皿，漂亮的家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赞赏，但其价钱也相当高昂。多年来，日本人总是将那些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好的艺人和工匠冠以“活国宝”的称号，例如漆匠、陶匠、纺织匠、铸剑人、编织匠、图案设计师、书法家等等。对于那些喜爱精致工艺品的人，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盛田家两代户主的这种高雅品味以及他们对工艺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公司的生意，最后甚至将公司拜托给别人去管理。
他们依赖于雇来的经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对于那些经理而言，只不过是谋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们会表示遗憾，但这对他们个人的生计并非生死攸关的大事。经理们最终失去的不过是一份工作，他们对盛田家的世代相传和家庭富裕以及企业的延续和繁荣都不负责。所以当我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他立即就面临着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复盛田家的财富这样一个重任。要完成这项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从外面雇来的经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父亲盛田久左卫门被召回去继承家业时，正在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商务系读书。公司面临破产，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被迫中止了学业，但又要经受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考验，这不是课本上的习题，也不是举例分析，而是事关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里，用事必恭亲的管理方法开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对于我们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讽剌意味又十分幸运。父亲从变卖祖父和曾祖父买下的那些精美艺术品中得到了一笔钱，他用这些钱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使得无人过问的工厂又恢复了正常营运。那些变卖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宝物，虽然从经商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太明智，但它们也是家里在艺术方面的投资，而且最终还是获利，对于挽救公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父亲必须卖掉的宝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一件是中国的挂轴，另一件是来自中国的铜镜，还有一件是玉制的饰物，这件饰物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间的弥生年代。我的父亲是个严肃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这些东西在他父亲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发誓，只要以后家里有钱了，一定要将这些东西再赎回来。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后，这些东西就赎回来了，重新归入家里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卫门和盛田秀子的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为一个小孩，我并不知道家里的艰难困苦，正好相反，我总是受到宠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们称这一带为富人区。按照日本的标准，我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却有些凌乱。我们家有自己的网球场，丰田（日本著名汽车制造商——译者注）家住在马路对面，他们也有一个网球场。这条马路两边的其他邻居也多拥有私人网球场。当年我们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的家庭成员很多，我自己，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六岁，还有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菊子。当然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姑妈，她的丈夫过早地去世，所以她没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们家，他曾在法国学了四年的西洋绘画。另外还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个佣人，以及三到四个年青人，他们来自老家的乡下，到城里来读书，在我们家帮工换取学费。
家里像是总要出事，我想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却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过生日，我们就会将房间之间的拉门都打开，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一共二、三十个人共同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在生日那天，我们欢聚一堂，玩一种抽奖的游戏。每个人都有奖品，欢声笑语中大家一边相互取乐，一边吃东西。举办一次这样的合家聚会，来消除由于孩子、年青的佣人和寄读的学生们引起的争执和分歧，则完全由我母亲一手操持，她是一个具有耐心的、能干的妇女。
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七岁，她和父亲曾一度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有孩子。那时候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现在在日本还是这样，好在七年之后我的出世终于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母亲是一个文静、优雅而且具有艺术气质的妇女，她十分认真地负责管理家务，成天都忙于照看家里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里的人是否都和睦相处，或者至少相安无事。作为一个日本的家庭妇女而言，她过于自信，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她往往坚持已见，尤其是关于我上学的事。当然她并不像现在的那些盛气凌人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自己的孩子通过额外的补课来进入“合适”的学校和大学。我感觉到母亲对于每一件事都是通情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