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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还能不能使它再便宜几分钱。他们经常要求我们生产一些廉价的收音机，这样他们可以大打折扣地上市倾销。这不是我的作风，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们并不想靠生产劣质产品去赚钱。
1959年当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电视机时，多莫尼各公司甚至未与我们商量就开始大做广告，声称这种新产品将由他们代销。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不喜欢这种做法，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关系，将会是一场灾难。乘他们的广告墨迹未干之前，我告诉多莫尼各公司，我并不想委托他们代销电视机。我担心我们的新型电视机，它是世界上同类产品中的第一个，会被弄成廉价商品，甚至还会打折扣。我心目中理想的销售渠道是高等级和高质量的形象，它真正地代表着我们的产品。
我们曾为此努力抗争。幸亏有爱迪．罗斯尼的帮助，我们得以避免了冗长的、精疲力尽的法庭争论，但我们还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并为此付出了不少的钱。我们向多莫尼各公司指出，我们是在已经知道电视机将要问世的时候与他们签订收音机合同的，当时我们正在研制电视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搞出来，而且我们也没有专门对他们说过电视机。我早就知道总有一天要做电视机的生意，所以我引用了专利的申报日期来证实我的论点。这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将电视机的权利授于多莫尼各公司，事实上我们有意在与他们签订的代销合同中删除了电视机。
多莫尼各公司的人大为不满，我们认为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是结束我们的合作关系。他们提出了一大笔结算费，要求我们为中止合同付出三十万美元，但是我们坚决拒绝，他们只好慢慢地降低要求。当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再降低要价代自然语言，用形式的说话方式取代内容的说话方式，并在，事情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罗斯尼还不愿意就此罢休，我只好依着他。他说：“再给我一天时间，我要它降到十万美元。”他非常有把握，想把开价一直降到七万五千美元。我问他我应该付给他多少钱，他说：“两万五千美元，我的钱从他们那里出！”我为此更加喜欢他了。当时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大笔钱，但是在我眼里原则更加重要，令人满意的是我的美国老师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必须不惜代价来结束这种交易关系。最后，作为结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买下了多莫尼各公司大约三万台收音机的存货。
当我们在纸上谈论生产计划、年运输量和销售量的时候，对于消费电气行业中的任何东西，三万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1960年在纽约市2月的严寒里，几个未来索尼美国公司的成员面对的却是好几卡车的收音机，每个收音机都用漂亮的纸盒包装起来，这更增加了它的体积。三万这时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一百万一样。我们没有考虑到实际上要做的工作量，我们没有雇任何人来帮忙。
爱文．沙格尔向我们提供了放收音机的仓库，当我们的卡车冒着二月份清晨时冰冻的严寒开到那里，我们什么工具也没有，只好穿上工作服，把货物扛进仓库。我们五个人从头一天的上午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的四点钟。等到三万台收音机整齐地码放在防滑垫木上之后，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办公室去喝点速溶咖啡。我们的仓库保管员查利．伐尔，他现在还在我们公司，给我们大家轮流倒上咖啡后就回家休息去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想再去检查一下箱子的码放情况，他从办公室到仓库去，重新清点一遍数量之后又回到办公室来，但是在他开门时不小心弄响了匪警装置。
保安人员冲进来把我们当场抓获，一群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喝咖啡，满身污迹，一脸倦容。当然这很难是他们想像中的抢劫情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匈，但仍然很可疑。爱文．沙格尔是公司负责人之一，又是在场的唯一的美国人，所以他一个劲地向保安人员解释，我们是这家公司的经理。保安人员向我们的脏工作服投下了怀疑的眼光，没有相信他的话。伐尔知道匪警系统的密码，但他还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无法与他联系，只好相互干瞪眼。最后还是沙格尔想出了一个开保险柜的办法。这个主意使得保安人员一时感到有点恼火。但当他们看到沙格尔真地知道号码，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公司的文件来证明他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时，也只好勉强认可，他们一边摇头，一边走了出去。这次行动使得我们更加觉得亲如一家了。
第十一章
不久后，我开始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和纽约之间。作为常务副总裁，我不能长时间地远离东京，但是作为正在美国组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我又不能在东京逗留太久。我开始感觉到应该把我们的公司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美国。我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虽然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仍然需要进一步地了解美国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维的。在美国建立公司的名声是一回事，了解美国人又是一回事，而且更难。但是我意识到我个人的未来以及公司的未来很大程度上都将依赖于美国和其它国际业务。我们的产品半数以上已经出口，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的公司必须成为世界公民，在我们做生意的每一个国家成为好公民。我们必须知道更多的市场统计和销售数据。
我决定成立一个公司，叫作索尼美国公司。回到东京后，井深和岩间（他后来成为公司总裁。）都表示怀疑，更不用说集中在纽约的索尼公司的那些低层干部和雇员了。我坚信应该做这件事，而且没有人能提出非常好的理由来反对此事。我们将可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为自己分销，发展自己的市场技巧。我在东京的同事们决定，因为只有我最了解美国，这件事就由我去办。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事看起来都是一个长远的项目，所以我们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后再开始进行。但是后来的我并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
我们很早以前曾向大藏省提出申请，汇五十万美元到美国，以备日后使用，但是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大藏省才会给与批准。没想到，正在我们考虑成立美国公司的时候，批准函来了。这样，1960年2月我们正式成立了索尼美国有限公司，资本是五十万美元。16个月以后我们在美国市场上作为美国受托收据（ADR）上市了两百万份索尼普通股票。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学习过程。虽然战前东京电力公司曾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过债券，我们却是在美国发行股票的第一家日本公司，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刚刚建立的ADR系统。在ADR系统下，股票虽然被发行地的股东持有，但是提供股份的收据却委托给一家美国的财政机构，这些收据可以在美国交易，就像一般的国内股票一样。
我们的银行，野村证券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对我们很了解），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及其总裁伯勒．沃克都认为我们应该进入美国股票市场，在美国发行股票可以搞到资金，这种可能性激起了我们的兴趣。1960年的秋天《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我们在东京讨论了这件事，史密斯．巴尼公司同意和野村证券公司一起担当管理担保方。
这项工作可能是我遇到的最艰难的工作。我们必须遵守日本的商业法律，日本大藏省的规定，还要顺从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情况是陌生的，而且很复杂。幸亏池田首相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在日本是第一次，战后的第一次资本自由化。他的积极态度对于说服大藏省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很起作用，我们的申请正是要他们来批准。我们必须快速行动。我们组织了一个好的班子：我自己和索尼公司的人，史密斯公司的厄尼斯．西瓦兹巴赫，他代表担保方，苏尼凡和克罗姆法律事务所的约翰．史第文生，他现在领导着那家事务所，野村证券公司的寺泽义雄，1961年2月时他刚刚度蜜月回来，后来事情太忙，他竟然四个月没见到新娘！
我们还要为其它的杂事分心，我们写了一份初步发起书，费了很多口舌向SEC解释我们的发展计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还有很多事要干，而且都是我从未干过的事，例如，我们必须改变财会方法来依从用于欧美的汇总系统，所以也就第一次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汇总。亲眼看到这项工作起什么作用之后，我不得不同意一位美国同事的看法，他曾问过我：“如何你不汇总的话，你怎么知道公司的营运是否正常？”我们以往的经营情况好到了不需要学习汇总的地步，但是从那以后，汇总成了日本的标准报表方法。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合同都翻译成英语，还要把公司的一点一滴都写成文字，加以详细解释。使得律师和会计们大伤脑筋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很多合同都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如果条件改变唯我论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把“我”看作唯一的，使得任何一方遵守合同的能力受到影响，双方则应该坐下来讨论新的情况。这样的条款在日本人的合同中是很普通的，而且许多公司做的大多数生意甚至根本不签合同。但是这在不懂得日本式生意经的人眼里是危险的做法。我猜想，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意识差别。美国人无法理解，如果双方有了主要分歧后，还怎么可能坐到一起来谈相互信任？
我们的担保人认为更加严重的事情是我们依赖传统日本系统中的短期贷款的财务方法。依靠大量的九十天可展期贷款经营一家公司，这在日本已经成为习惯。有人问：“你怎么能依靠这么多的短期贷款来做生意？一旦银行要收回，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解释说，银行不会收回的，这是传统的最便宜的筹资办法。它给日本的公司带来很大的灵活性，如果继续需要可以展期，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还款。银行非常关注他们支持的公司，在开始贷款的时候就十分谨慎。但是我们的美国同事还是要看到银行写在纸上的贷款可以展期的保证。我解释了银行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相互信任，他们还是希望看到书面的东西。最后他们总算理解和接受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经过三个月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认为在东京本部的事情都已办好，然后转到纽约去处理最后的细节，直至注册。东京股票交易所下午三点关门，这时在纽约却是凌晨两点。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东京的股市，因为如果股价浮动得太多，我们就可能会在SEC遇到麻烦，这样一来，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野村证券公司纽约办事处至少工作到两点钟，在那里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东京通话，核查股市情况。下班后我乘地铁回公寓旅馆，它正好在五十六街东段的汽灯俱乐部马路对面，每天凌晨大约2：30的时候我精疲力尽地回来，总是发现大门已经上了锁，不得不去按看门人的门铃。我在那里住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对我的精力感到奇怪，每天早晨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时，他看着我，暗自流露出佩服的神情。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真地不知道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每天晚上在汽灯俱乐部玩到两点。”
当时我们累得要命，事情办完后大家都站不起来了。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必须决定股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纽约时间凌晨2：00时得到东京的最近价格，还要获得担保方，也就是厄尼（厄尼斯的昵称——译者注）．西瓦兹巴赫的批准史观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把股价填入发起书中，再把它立即印出来。然后一名律师乘上午6：00的火车去华盛顿（当时还没有早晨的来往班机。），9：00时把发起书递交给SEC。如果申报得以批准，这名律师必须在SEC用公用电话通知纽约，我们就可以把ADR投入市场了。但是最后的一天，厄尼．西瓦兹巴赫却坚持不住了。因为只差股价没有定，而定价的程式都准备好了，于是他决定回家去休息一下。他向我们建议说：“你们决定了股价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可以从家里发出批复，用不着在这里等了。”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西瓦兹巴赫回到家里，他躺到长沙发上，把电话放在身边后马上就睡着了。当我们给他打电话时，他睡得太沉了，怎么也叫不醒。我们打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音。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野村证券、东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