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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电子实验室，工程师们在那里检查和测试对手厂家生产的电视机。书房里到处都是电视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来回走动。东京的负责人来的时候，就让良子开车去肯尼迪机场（当时叫爱得威机场）接他们。有时候由于恶劣天气或者其它的原因，过来的班机转飞纽阿克，良子还要从爱得威一直开车到纽泽西去接人。在曼哈顿时她开车送我们去城里参加会议，在华尔街或者其它地方。有时我们的工程师要测试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她要开车带他转遍整个市郊，也就是试一试以帝国大厦为中心，在各个方向上到底走多远之后信号才开始消失。
夏令营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对儿子们来说是艰苦的。那里没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睡在不同的帐蓬里。营长买了一本英日字典，这样在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对他们说几个他刚学会的日语单词。我们后来听说学家，赫拉克利特弟子。他歪曲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断言，儿子们夜晚的时候哭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给我爸爸打电话”，并且告诉他们，在遇到麻烦而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用这个纸条，但他们一直没有用它。我感到有点担心，但是我又想，这对他们自己是很有益处的经历。当我们第一天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良子和我都强忍着没有流泪。
昌夫说，他在那里事事都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维诺那培训营有很多让个人选择的机会，这与日本的夏令营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营中每个人学的都是同样的课程。昌夫总是与多数人一样。由于他们年龄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级班，昌夫被分到初级班。所以他们只有在吃中饭的时候才能见面。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日本孩子要学会怎样打棒球和游泳，还要与美国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这些孩子说的却是第三种语言——美国俚语。但是他们和其他的营员相处得很好，我和妻子周末时尽可能地去看望他们。英夫特别能吃，他很喜欢充足的份饭，各种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昌夫不太喜欢培训营，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该回营的时候，他还是急切地想回去。后来到了要退营的时候他还感到不高兴。
孩子们学会了独立自主和美国式的作风，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看出了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开始懂得了祖国的荣誉感和国旗的象征意义。每天早晨，他们感受到唱美国国歌和升美国国旗时的伟大。后来我们在东京建一所新房子时，也安了一个旗杆，两个儿子回到国外去上学之前，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国旗。今天所有的索尼工厂都飘扬着一面日本国旗，一面索尼公司旗和一面所在国的国旗。就像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我们具体地代表着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应该骄傲地佩戴祖国的标志。
那一年直子太小，还不能到夏令培训营去，所以我们把她送到城里的毕奇伍德培训营，只在白天接受训练。她慢慢地习惯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来有一种适应性。在纽约上完一年级后性与神我相结合而转变为宇宙万有。晚期为吠檀多派同化。经，她看来已经够条件上夏令营了，由于听她哥哥讲了维诺那培训营的故事，她自己也这样想。第二年过了两周之后当我们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带我们走到湖边，上了一支小船，她自己划船让我们到处周游，她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我后来问到她当时的感觉时，她承认夜晚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熄灯以后她哭了。为了感到更加安全，她会在被子下打开手电筒。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她的零用钱越来越少。她把我们给她的全部零用钱都用在营地的小商店里买了手电筒电池。
度过了第一个充满新鲜空气和活力的夏天之后，两个儿子从缅因州回来。他们注意到纽约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发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这座城市中排出废气的气味和烟雾。学校开学了，圣伯纳德学校的其他学生怀着好奇心接受了这两个新同学。他们艰难地称呼新同学的名字。英夫记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叫他“High…dee”（与日语中英夫二字的读音相近——译者）。后来在英国的住读学校中他们又叫他Joe，这是Tojo的简称，很明显这是班上同学听说过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还记得，他用有限的英语单词上法语课时所感受到的沮丧。他正在试着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却又要用他刚开始懂一点的第二语言去学第三语言。
良子的英语刚开始时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决心使用它，她学英语，听英语，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当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没有重要的事要办时，她就带孩子们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纽约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我在纽约，有时我们出外野餐，良子开车，我把地图放在双膝上，像一个导航员。她对招待来宾也很内行，举办午餐会和鸡尾酒会她只要一个日本的帮手，她是我们带来的女佣。当我们住在纽约时，我们曾一次在家中招待过四百名客人，良子精于此道，我们回日本后她写了一本书，叫《我对家庭礼宾的看法》，这本书畅销一时，家里有外国客人来访或者要去外国人家里作客的人把这本书视为参考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里举行招待活动，当然那些有侨居海外经历、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宽敞的人现在经常在家招待外国客人。
良子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美国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经常邀请她去赴午宴，而我们当时在纽约只有一个翻译，还是个男的，良子觉得带他去参加妇女们举行的午宴不太合适。另外在日本虔诚信仰，才能获得最高真理。重视社会问题，声称人格的，男人们从来不带妻子参加外面的业务娱乐活动，在其它的场合，当两对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时出席时，丈夫总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礼仪，男主人会让女贵宾坐在他的右边，经常离她的丈夫较远，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语言交流上的压力。
在她的书中，良子谈到，她这样一个没出过什么远门、又不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在纽约的社交聚会中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的妇女的英语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她还写了很多的实际经验。例如，她劝告日本妇女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穿和服：“举行社交聚会是为了能让客人们心平气和地享用一顿美餐和相互交谈。当每个人都穿着同类的服装，就会加强和谐的气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人穿着明显的华丽衣服，就会使其他的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结果整个聚会就会缺乏温馨之情。”她学会了怎样用优雅而又简洁的方式来款待客人，怎样使客人感到轻松愉快。在日本，她意识到有些外国客人担心，可能会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须使用筷子，尽管我们家住的是很现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这样的客人，而我们要举行鸡尾酒会时，她总是早早地就把餐厅的门打开，这样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银餐具。她有一份到我们家来过的客人的名单，上面写着他们什么时候来过，喜欢什么。例如，在她的名单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乌只喜欢简单的烤肉；钢琴家安德鲁．瓦茨的母亲不喜欢吃鱼，指挥家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喜欢吃寿司和生鱼片等等。
她开朗的性格使与她相处的美国人很高兴，但有时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为难，这有点像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过于坦诚直言。在纽约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叫宫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诉我，良子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时装编辑戴安娜．弗莉兰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难堪。但过了不久戴安娜就打来电话找阿良（大家都这么叫她）。那么吵架是怎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见不和，这在西方人中间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却尽量避免这样。由于日语本身的特性和结构，用日语很难吵架，事实上日语中用十分间接和非对抗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它强制你彬彬有礼，除非你有意粗鲁。大部分日本人在听到西方式的争论时，都很容易对这样的交流做出过分的反应。
良子对时装一直很感兴趣，通过她在纽约交的朋友，她把时装的信息带回日本。她用我们生产的最新录像机U…Matic采访了不少的时装设计师，例如比尔．布拉斯，奥斯卡．德拉仁塔年出版。黑格尔反对把哲学史看作孤立的哲学体系的机械的，贝利．爱利斯和其他人，并录下了他们的时装。我们搬回日本后，她在电视里办了一个时装展示节目，这个节目延续了十年，她经常到国外的时装中心去，再把采访的信息带回来，把新的想法介绍给日本，那时日本的时装还落在时代的后面，不像今天这样，已经成为时装界的领导者。
我们原来打算在纽约住两年的，但是这个计划却由于我父亲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缩短了。他虽然免去了我在战后承担家业的责任，但我仍然是长子，现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户主，也成了家产的主人，所以我必须回东京去。我当即离开了纽约，良子在一天以内清理了公寓，赶到维诺那培训营把孩子们带回纽约，打点好所有的杂物，先将包裹发出，然后在一周内赶回了日本。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培训营或者美国，他们说，他们刚开始感受到乐趣，并且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了。孩子们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后来我们又为他们在国外找了学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国，直子去瑞士。
家里有人去世会使你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考虑家庭的未来。在考虑到孩子们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战后日本的教育系统缺乏纪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师失去了原来的威严，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社会地位。左翼教师工会和来自父母教师协会的压力使得教学质量大大下降，为了应付考试的学习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机械的背诵而已。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纪律是非常严的，这包括对身体和脑力两个方面的训练。冬天我们的教室里很冷，甚至没有加热器，但是却不允许学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军里我也受过艰苦的训练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著，共三十八，虽然我只需要在新兵军营中接受四个月的训练，我们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前必须跑很长一段距离。当时我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是在那样艰苦的训练中，我发现我也并不是很弱的，对自我能力的认识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脑力训练方面的纪律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被迫动脑筋，那就会变成懒得动脑筋，最后也就不会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当我在国外旅行时，我意识到在英国还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学校。大部分美国学校在我看来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经为学习英语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我认识到将来由于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通信工具不断的改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学会讲英语，学会在严格的自律下工作。
从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美国和欧洲去旅行时，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还不太敢讲英语，但是当我来到欧洲大陆时，发现很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旅行者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因此使我壮起胆子开始讲一点英语。我在火车上遇到很多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的英语甚至比我懂得的还要少，我感觉到由于都不会讲当地语言，例如说德语，使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中。
就这样，我用起了初中时学的英语，还有一点我知道的德语和法语，结果发现居然也能与人交流。突然车上的一群旅行者发现大家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说英语，而我的英语又非常初浅勒”。主要著作有《论物体》、《利维坦》、《论人》、《论公民》，但还是可以被人听懂，被人接受。从欧洲回到纽约以后，我开始对人说英语，这使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我在去欧洲之前办完了晶体管许可证的交易，当时我请了一位日本朋友来当我的翻译，他看到我说英语也感到很惊奇。在离开美国之前，在所有的谈判中我对他只说日语。现在，只过了一个月，我居然可以说英语了！他想了一下，认为我在一个月内，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里学会了讲英语。我对他解释说，实际上只是一个获得自信的问题，而欧洲之行给了我这种自信。
我在寻找学校的期间，我的很多英国朋友对我谈起过大西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