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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机翼飞机大得多，由于这个优点，驾驶它才有真正的乐趣。
每天我的秘书都会给我布置“作业”。我总是带着两只纤维板的箱子，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浅红色的。黑色箱子里装的东西与我必须处理的国内事务有关，浅红色箱子里装的与国际事务有关。我有四个秘书，两个负责国内事务，另外两个负责国际事务。白天我没有时间阅读这些文件，因为我要接电话或者打电话，与客人交谈，参加会议，而有些人说过，日本的行政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不管我是否能处理完，公文和信件总是不断地寄来，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前必须处理完这些箱子里的文件。黑箱子里的文件可能是索尼公司有关业务、生产、销售的报告和一些提问单，或者是我在日本电气协会的工作，还有可能是经团联的其它活动，例如我担任董事长的投资和技术委员会里的一些事情。我的国际事务箱中可能有到美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去演讲的邀请，市场或者广告新计划中问题的细节，下一次出差的暂定日程，还有朋友和业务协会写来的信件。
索尼公司里设有一个对外联络部，这个部几乎是为我一个人而工作。这个部里对我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设有专家，例如日本电气工业协会，经团联，日本…美国商会泛神论否认有超自然的造物主的存在，把神融化在自然，以及我在其中任职的各种委员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我在经团联的事务，另一名负责日本电气协会，还有一名负责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我有一名助手，帮我起草讲稿，尽管我讲话时不太用讲稿。我的箱子里还有部下们送来的备忘录，甚至还有剪报。无论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的秘书都知道怎样找到我。有一次我到日本轻井泽的山上去滑雪，想在那里连续休三天假，结果未能如愿，在山坡上我的呼叫机响了。通常我的部下总是试图自己解决问题，那次他们呼叫我是因为他们不能代替我行使职权。
有时来自美国的电话会涉及到美国国会，因为他们可能对索尼公司有影响。还有很多电话是私人电话。我家里有五条电话线，其中有两条是我的专用线。我在夏威夷的公寓、纽约博物馆大厦公寓和富士山附近芦湖边上的乡村住宅里都有自己的专用电话。
当初安装专用电话线是因为家里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些电话线，因为过不久我们的孙子孙女们就会用这些线了。我一个人要两条专用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可能会在接第一条线上的电话的同时利用第二条线找到我需要的其它信息。我在我的车上也装了第二条电话线。我一直主张这样一种做法，每个公司的负责人在任职以后，都应在家中装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热线电话，这样别人就总可以找到他了。
虽然我总是忙于工作，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话，我还是会想办法安排一些短期休假。冬季里我每个周末去滑雪，夏季的每个周末都去打网球。在新年期间，我通常是在夏威夷休息七到八天级斗争在对抗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玩玩高尔夫球和网球。我们经常去参加萨尔斯堡的复活节音乐会和贝鲁斯的瓦格纳音乐节，我总是在慕尼黑租一辆奔驰车，然后开车去那里，距离大约是二百五十公里，有时我妻子替我开车。我们在日本没有多少机会自己开车，当然也不可能开得像在德国那么快，但是我有一辆非常灵敏的丰田“翱翔者”，我们经常开着它到山里的别墅去。
我喜欢开快车，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高速魔鬼”。有一次良子和我一起到贝鲁斯去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歌剧演员彼特．霍夫曼向我展示了他引以自豪和愉快的1200cc本田摩托车。这种大型和强力的摩托车在日本是没有的，但是德国由于高速公路上没有速度限制，这种车的需求量很大。他邀我骑一下他的车，我拒绝了，我说想让他带我，于是他带上我出发了。时速开到了二百二十公里，我用手死死地抱住他，感到非常吃力，但是确实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回来后下了车，他又问我想不想玩一下特技飞行。我当然说愿意，我以前还没玩过这种游戏。我们一起坐上汽车来到飞机场，在那里我们遇到他的朋友，一位德国的特技飞行冠军。他邀请我坐他的飞机，我当然乐意奉陪。我在机仓里坐好以后，他说：“我会注意你的，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着陆。”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飞机上感到不舒服，所以我点了点头。
刚一起飞，他就让我来驾驶，并让我上升到一千二百米的高度，我照他说的做了。当飞机到达水平位置后，他接着驾驶）、南斯拉夫马尔科维奇（MihailoMarkovic，1923—）等为，并且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开始了他的节目。朝里和朝外翻筋斗，快速滚动，横向滚动，失速，旋冲，所有的招数都使了出来。我感觉飞了几个小时，我一直下意识地去抓安全带。我的胃非常坚强，但是当他向我示意准备着陆时，我还是觉得早点结束为好。当飞进机场时，我看到良子和彼特．霍夫曼站在跑道上等我们，他们一边微笑一边向我们招手。
但是就在我们接近跑道的边缘时，他突然在十五米的高度上把飞机翻了个面，再加大马力向上冲去。我们的高度很低，我感到我的头都要擦着跑道了。我妻子后来说，我们呼啸而过的时候，她看我的头发是朝下挂着的。我坐滑道车和类似的玩意感到很过瘾，但只有三分钟。1985年日本举办科学博览会的时候，良子和我一起坐过倒立滑道车。但是三十分钟的特技飞行才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的刺激，甚至太长了一点。我必须承认，最后我从那架特技飞机中爬出来时两条腿抖得厉害，以致我说的“Thank you”听起来有点空虚。
我喜欢呆在欧洲，特别是为了音乐和一些伟大的音乐家，我通过我们的产品和业务、艺术上的共同朋友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至交。1966年，霍伯特．冯．卡拉扬大师在东京指挥时我们成为好友。他不记得以前曾遇到过我，但是1953年我去欧洲旅行时曾在维也纳拜访过他。当时维也纳还在盟军的占领下，为了到那里去我必须在伦敦搞到特别许可证。
我以前曾看过一部叫“第三个人”的电影，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维也纳，我发现到那个充满阴谋和神秘的城市去很富有刺激。我在纽约就通过旅行社订好了旅馆房间，晚上到了那里之后就去旅馆。第二天早上到楼下去吃早餐时，我发现餐厅的每一张桌子上都放了小红旗。我前一天晚上没有意识到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但现在已经很清楚，我进入了苏联占领区，那家旅馆的主要客人都是苏联军官。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日本作家，叫东山敬吉，当时正在维也纳学习，他到旅馆来看我。他脸上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紧张地看了一下周围，小声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到苏占区来？”我耸了耸肩。旅行社帮我订的旅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换，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旅馆老板在餐厅里为我指定了一个角落上的桌子，当时那个位置对我很合适，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谈，只是在一旁观察。
我去维也纳交响乐团，在那里遇到了伟大的卡拉扬，当时他已是著名的指挥家，他问我：“盛田先生，你是干什么的？”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回答说，我是电气制造商，生产磁带录音机。他说：“好，你认识马克斯．格兰第希吗？你应该去找他。”我告诉他，我不认识马克斯．格兰第希。我在来维也纳之前曾到德国去参观过著名的格兰第希工厂，但却无缘见到那位德国无线电工业的伟人。我并没有照他说的改变我的旅行路线，但是事隔多年以后我还是见到了格兰第希先生。现在冯．卡拉扬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第十五章
东京和纽约的索尼展示室深得人心，这使得我相信我们需要在东京的中心建立一个永久的标志，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都远离闹市区。我们在银座区买下了一个街角，正好处在城市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在那里盖了一座八层的大楼，这是建筑法规所允许的最高楼层。虽然我们无法再向上发展，但往下却没有什么阻碍，所以在大楼的下面又做了六层。地上部分是购物中心和公用设施楼层，空间已经很宽裕，我决定将地下的几层用于特殊用途。公司里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来访者，这使我想到可以在大楼里开个自己的餐馆来招待这些客人，这样肯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日本人喜欢在外面吃饭，在餐馆里娱乐，我们也可以借此赚点钱。对于决定办一个什么风格的餐馆，却颇费了一番踌躇。
我不打算办一个日本餐馆，虽然这样做看来是符合逻辑的。有一次，我到韩国去旅行，每天晚上都吃韩国菜，我意识到出门在外的人偶尔也会喜欢当地的食品，但并不是每天都想吃的。另外也很难与真正的老牌日本大餐馆竞争。我觉得中国餐馆也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东京的中国餐馆太多了，以致于那些厨师经常“跳槽”。当时东京的法国餐馆很少，而且没有一家是正宗的。
我以前经常到法国去出差，我还认识Maxim's de Paris 这家餐馆的老板，路易斯．法达布，我知道当时他正在为泛美航空公司提供一等舱的飞机快餐，所以他有可能对这种具有新意的事感兴趣。我找到他，并对他谈到在东京开一家“翻版”的Maxim餐馆，采用正宗的装潢，法国厨师，同样的菜单、酒和餐桌服务，与巴黎的风格一模一样。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我派我的建筑师到巴黎去了一趟。我们占用了索尼大楼的两个底层，将它们改建成Maxim餐馆。这家餐馆直到现在仍然兴旺如初。我很喜欢回想这件事，正是我们开办的这家正宗的法式餐馆促进了东京的美食家们对法国菜的兴趣。1984年，法国的La Tour d'Agent餐馆在一家东京旅馆里开办了分店，从那以后，东京的法国餐馆和小吃店就越来越多了。法国来的客人在这里发现这么好的法国风味食品，都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在巴黎甚至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面包房，向法国人出售法式面包。
我决定要在巴黎开一间展示室，并认为必须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想，这条大街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街道，甚至比纽约的第五街更有名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详尽地阐述了在中国现阶段党的一，尤其是晚上，它更加繁忙。深夜里纽约的第五街上只剩下几家书店还开着门，其它的商店都打烊了。但是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行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摩肩接踵。
在索尼美国公司成立后不久，我们又成立了索尼海外公司（简称SOSA），这家公司设在瑞士的朱格，这是因为一位朋友介绍说朱格的征税情况比较有利。虽然当时在朱格已有不少的美国商行，但我们却是那里落脚的第一家日本公司。在伦敦和巴黎我们曾请过当地的代理商帮我们销售产品，但我们在美国自办销售和市场经营，并从中得到了信心，所以我们决定在欧洲也应采用同样的方法。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为了撤消原来的那些销售协议，我们进行了亢长的、艰难的谈判。更改我们与伦敦的代理商之间的协议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尽管我们在那里长时间地亏损。我的一位同事有一次曾经开玩笑地提出建议，我们应该在那里为旅游者开一家日本式的浴室，因为我们在那里的生意不景气，热水却是免费的。然而，我们到了法国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很多美国和欧洲人把日本国称作“日本公司”）与法国或英国的情况相比只不过是二流水平。
可以举个例子，我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位日本政府首脑曾经像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那样劝导外国公司到国内来开展业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机会，甚至在国家元首的会晤中，撒切尔夫人都会向别人推荐自己的国家，她会打听什么时候日产汽车公司或者别的公司会去英国建厂。对于我们在英国建厂的事，连威尔士王子（即查尔斯王子——译者）都参预进来。他出席了1970年的世界博览会，英国驻日大使邀请我将索尼公司生产的电视机放到东京英国大使馆为他准备的套房中去。后来在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被介绍给王子殿下，他对我们提供的电视机表示感谢，然后问我是否打算到英国去开办工厂。当时我告诉他，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他笑着对我说：“也好，如果你决定到英国建厂，不要忘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