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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如果外国公司与日本竞争时遇到麻烦，往往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行业中的失败以及日本人在那个行业中的成功造成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制造出好的、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而指责他们。我意识到过去在日本建立一家独资或者合资企业是不可能的，后来也非常困难，但是不管历史的辩解是什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时代终归发生了变化，有关日本的很多评价都已经可悲地过时了。如前所述，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对我们的激光唱盘放音机技术感兴趣，但这是未来的技术，它的标准得到了日本和欧洲所有主要制造商的认同。
当我们进入下一代时，美国公司还抱着老的十二英寸黑色模拟唱片不放，它很快就会被淘汰，就像现在标准的每分钟78转的唱片已经过时了一样。当别人不能看到这种机会而且拒绝参与这个行业时，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优势。但是在其他人具有先见之明、闯入新的行业并占领了市场时再来怨天尤人就有些令人讨厌了。美国的公司不应该对这种技术置之不理，主动放弃，因为这种技术将会引出很多的应用项目，不仅仅是重放音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人首创了造就这种新型的、突破性的录音方法的技术，但是美国的公司现在好像对服务业更加感兴趣，而不想将新的技术转化成为吸引人的产品，供广大消费者享受。我感觉到有一个话题必须反复加以强调，即美国人不断地出口生产力是很危险的。美国的经理们不是集中注意力去制造具有长远竞争力的产品，而是四处寻求可以廉价生产、快速盈利的好商品。这样做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找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打着美国商标替他们供货。一定数量的这种委托供货对一个公司甚至对世界贸易都会带来好处，但存在的危险是制造厂商可能丧失他的权利和责任。
很多美国人似乎故意忽视新时代的到来，而法国人在迎接它时采用了惩罚的手段。1983年，当他们决定减缓日本的磁带录音机进入法国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精明和机智。他们选择了一个叫布瓦迪埃的内陆小镇作为录音机的入关港，古代的法国人最后在那里挡住了萨拉逊人的入侵，他们在那里只设了九个海关代理行。在批准放行之前，他们要求代理行仔细检查每一台录音机，以便将日本的录音机数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当然政府有权将海关选在它所喜欢的任意地点。但是他们现在选的这个地点是一个古战场，在732年时阻止了一场入侵，这种做法非常机智，是典型的法国式做法。
那时候，法国和其他的欧洲制造商将OEM的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制造，但是打的却是欧洲制造商的商标）返销欧洲，但是他们减缓了自己的开发，只有一两家公司例外。由于我多年的经验，当看到他们对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高关税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这种办法还不能阻止货物的涌入时，他们采用了布瓦迪埃计划，实际上是关闭了进口的大门。德国人对此大为恼火，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货物被挡在布瓦迪埃。他们公开声称，如果欧共体国家的产品也要通过布瓦迪埃，那么他们就与日本货混在一起，并且支付一样的罚金。法国人最初是想让所有的产品都通过布瓦迪埃。但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之下，法国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点，重新规定只有非欧共体国家的产品才必须通过布瓦迪埃。这表明日本人是唯一的对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我对布瓦迪埃的这种花招感到好笑。法国人这种放肆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我想日本在它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也应该多一点同样的勇气。法国的贸易部长当时发表了一个很不明智的讲话，他说：“我们没有日本货也能生活。”那好，我当然也可以说，日本没有法国的白兰地和香槟酒以及那一年进口的价值12亿美元的法国货也可以生活下去。（同年日本卖给法国价值19亿美元的货物）作为政府官员，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奥托．兰姆斯多夫当时是德国的经济部长，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此事，他开玩笑说：“为什么你们日本人不进行报复，在富士山的山顶上设一个检查站？”
日本至今还有一些混乱的、复杂的贸易壁垒，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开放自己市场的主要工业国家，它一直向前走，决不后退，而其它国家却正在加强保护主义的措施。我发现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没有贸易壁垒，其实有很多，我们运到美国去的货几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须在这里说，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我认为它能够保持下去将对世界贸易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使命，说服了一些州废除对世界各国在那里的子公司单方面征税，当时我对罗纳德。里根也是这样说的。当然里根并不需要听取我的意见。作为自由贸易的冠军，他对历史的记录非常清楚。我发誓愿意尽我所能给与帮助，就像我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所做的那样。
如果试图用政治干预的办法来避免或者缓解竞争，那么就否定了自由贸易的整体概念和自由企业的体系。我曾经在日本的议会进行游说，要求排除政府通过现存规定进行的干预，从而增进健康的竞争。只有通过竞争，自由企业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一定不要受到引诱，去走寻求政府的帮助压制竞争的捷径。我们必须看到竞争是公平的，要尽量相互待人以诚，使竞争的双方都能清楚地了解对手。这并不是说你“了解”了日本的观点你就总是或者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它是对的。但是将问题公开总比简单地决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不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要好得多。总之，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战争。我们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场中没有战争中那样的敌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讲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于好心的人中间也有这样的态度，他们觉得与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听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理解这些问题，甚至与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必须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货而失去工作的选民面前装出强硬的态度。一个美国的参议员可能会非常轻松地谈到让日本的汽车停放在横滨的码头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国的子公司直接雇用了111，550名美国人，而在欧洲和亚洲还分别雇用了21，700和27，000名当地员工，这其中不包括那些为自己公司工作、同时又销售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经销商。当然这些雇员可能并不是那位参议员先生的选民。
几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脚下的箱根召开了日美商人会议，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布鲁斯公司董事长的迈克．布鲁门托和我有一天晚上决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带上我的妻子，我们又找到美国的前农业部长奥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顿，然后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布鲁门托就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到过的最自相矛盾的讲话。他反复地讲述一种并不真实的陈词滥调，说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日元汇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措辞很严厉，与布鲁门托发生了争执。
后来美国财政部的调查没有找出日本操纵日元的任何证据，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却公开地这样说。
在箱根会议上我的日本同胞们很惊奇地看到在这样温和和愉快的会议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对意见。在这样的会议上，日本人通常喜欢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休会时，一些日本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卫，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太无礼了。”
当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们费解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芦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招待晚会，日本电视台的人上船来就会议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说，希望有个美国人和我一起参加。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迈克．布鲁门托身边，请他参加对我的采访。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视里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们在会议上争执而后来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讶。对于日本人来说，意见不同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我想解释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争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当他们不说话和拒绝讨论时才真地是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和表明自己的观点。过去，无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我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进步得并不快。
第三十二章
1962年时虽然只有很少的UHF电视台，但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却要求所有的电视机除了有标准的VHF调谐器之外还必须装上UHF调谐器，这使得我们很头疼。我们制造好几种型号的小电视机，包括有名的“大肚子”电视机（当时索尼公司请了曾撰文批评电视文化的评论家大宅壮一为这种电视机做广告，广告中大宅将这种小型电视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观看，以后很多人都把这种电视机称作“大肚子”电视机——译者），它是一种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微型电视，屏幕只有4英寸。在这样小的电视机上除了标准的VHF拨盘之外还要加上一个UHF调谐器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钱将会得不偿失，因为可以收到的UHF电台太少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频道全部放入一个电子拨盘中，所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UHF的规定出台时，牛顿．米诺是FCC的主席，他对日本很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下田会议。当我经介绍与他见面时我说：“米诺先生，我不喜欢你。甚至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就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他邀请我去做出解释，我把前因后果都讲给他听。只到现在，他还经常对我提起当初我说过的玩笑话。总之，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到华盛顿去介绍U…Matic磁带录像机时，我邀请米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问我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当然我答应可以。他带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顾问。米诺告诉我，这个基辛格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约十五分钟，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数年以后，他成为国务卿，我们在东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使我深感荣幸。我以为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说：“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间的贸易问题成了中心话题。由于日美之间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人们说了不少关于日本的坏话。有人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说，他们不能参加这样的竞争，日本市场对于他们的产品是关闭的。多数指责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责却是真实的，我为贸易争端对我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感到担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贸易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地将外国产品引入日本。我们在国外的经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观察什么货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劝告政府和行业协会，向他们讲明增加进口和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东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走到接待室的一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讲了我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有很深切的亲近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圣人之本。”（《通书》）明清之际王夫之把诚解释为“实有”、，所以说我们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让它重演了。我现在认为美国人有时会错误地将朋友视为敌人。从根本上讲，除了二战的悲剧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朋友。我们加入了强大的防卫条约。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国家的一边，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健全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对太平洋和亚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而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