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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危险。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被认为可能成为敌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过去使我们成为敌人的同样错误。”谈到历史时我提到美国的法律禁止日本对美国的移民，美国对日本货征收高额税金，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大陆，切断日本的石油生命线。如果我们双方没有犯这些错误，也许共产主义今天在亚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基辛格对我们的谈话印象深刻。从那以后，他频繁访日，我又见过他多次，所以有机会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与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会面。基辛格对日本的未来很感兴趣，去年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会，邀请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想些什么。
作为日本的一个有关的公民和美国人的朋友，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表明这样一个想法，即这种双边关系太珍贵了，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对它加以破坏。我还认识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举几个例子理性主义即“唯理论”。，赛鲁斯．万斯，当时他是国务卿，哈罗德．布朗，当时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在他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国际委员会中的同事，我要对他们和对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很多我认识的美国商界人士表明同样的想法，对于我们两国而言，这个赌注太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大洋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参加竞选，他们无法忽视他们的选民。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时却又是一个弱点，我们必须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业中的的选民们将会抱怨，他们受到了进口货的伤害，并要求保护，但是一旦加以保护，就很难再撤消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出口到美国将近44％的货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通过定额和关税。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决自己推行的保护主义引起的贸易问题，开放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农业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要设置贸易壁垒的。日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的自由化不仅仅是必要的篇。分上下两册。1986年出版。所收著作选自《毛泽东选，而且对日本自己也有好处。我们的保守主义以及唯恐受到伤害的过分谨慎和挑剔使得我们不能奋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别是在资本自由化这个方面。
但是步伐还是逐渐加快，现在美国和欧洲证券所的交易人也出现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大厅里，外国银行在信托银行业中赚了钱，慢慢地进入了日本财经活动的主流中。日元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甚至当自由化的某些方面使我们大多数保守的大臣和银行家们感到着急时，就会产生进步的东西。当然，我们日本人对于美国八十年代初期经历的那种大开放和具有先锋精神的破除常规并无好感，当时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搞起了毫无节制的大势宣传，后来很多又都垮掉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公众的钱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对美国的过分延期信贷和巨额赤字也深感忧虑。
一个非常聪明的日本人曾经说过，如果一只猴子从树上掉下来，它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或者十分狼狈，但是它可以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仍然不失为一只猴子。但是如果一个权力极大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失败，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别人一样了。
任何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会自动地变得更加关注国内的情况，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忠实于他的选民，否则就会丢掉饭碗。所以说从政治的树上摔下来是一场灾难。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为他们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说他们自己的钞票）着急，这一点都不奇怪。战后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体系比我们预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设想刘邵三国魏哲学家。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对于日本方面而言，尽可能地保护其成长的工业是正常的举措，但是日本正在从保护主义的模式中走出来。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新保护主义的话题回响在欧洲和美国时，日本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日本原来的政策经常受到这种谴责。六十年代的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5倍，但是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步伐已经平衡，现在日本已经达到了目的，尽管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增长速度减慢了，但仍然令人满意。我们的生产力仍然非常强盛，比大部分其它国家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慢慢地、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服务业经济中，我们的出口量还是与以前一样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至15％。
正如我说过的，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采取的步骤绝非易事。在我们的议会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执政的自民党（LDP）的总裁，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一直执掌政权，给我们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首相在国际会议中发表声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那样，他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的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与罗纳德．里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但要真正兑现诺言却比看上去的要难得多。
在中曾根向里根总统承诺加快日本市场对外国货的开放之后，他确实使日本和美国的怀疑者大吃一惊，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门的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提出了开放市场的进程表，包括降低关税徽桐城人，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撰《九经通论》，积十，结束非关税壁垒，对外国卖主开放国有企业。因为维持日本国家机器运转的正是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领导人，所以这些举措看起来更加辉煌。交付日本议会的大部分立法都是由这些官僚提出来的，而不是来自自民党的政治领导人。政治领导人总是忙于权力之争，所以无暇卷入更加复杂的日常问题，这些问题只好留给能干的官僚去应付。
我们很幸运有这样能干的、懂专业的官僚，他们代表着大学教育的精华。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专业人士都是高级技术贵族，所以他们对自己部门以外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精通了，另外，因为这种体系是从内部提拔，所以在上层中决不会有新鲜血液带来的新思维。
例如税务人员，他们能够保证税务体系正常工作，善于制定规章条例，但是他们不懂生意经，不知道普通人怎样赚钱过日子，除了相对部门的其他官僚之外，也没有什么人从上面来管制他们，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体系，它对一些人过分征税，对另一些人又征税不足。由于金钱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进行税制改革与在其它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是同样地或者更加困难。
1964年当我回国处理先父的固定资产时，我才在这方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税金评估员来对每一件东西估价，包括古董和艺术品。从他的评估中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一座优雅的日本式花园，里面种了很好的树木或者有形状别致、配置成趣的岩石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那么这些东西都要算作高价的艺术品。我甚至要为地上的石头缴纳继承税，真是令人难以想像！难怪日本人常说，纵有家产千万贯，纳税三世一场空。
大多数的日本首相知道到他们的弱点，就像公司的总裁不能控制各个部门一样，他们要想进行任何大的变动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外国人无法了解，在日本的官僚体系中要完成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复杂。大臣由首相任命，一般都是出于为了使党内某一个派别满意的政治原因，他们是匆匆过客，而与之共事的官僚却终生奉献于维持体系的现状。所以对于来自上峰的命令通常要反复思考、仔细分析，甚至争吵不休，直至任命了新的大臣。直到商界人士对政府的官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时才迎来了日本市场的开放，因为我们必须与世界上的公众意愿这个现实相接触，而且我们每天还要与国际商界人士以及我们的顾客打交道。大部分的官僚与我们的现实并没有什么接触。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小的、但很重要的进展，但是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很多美国人产生了进展越来越慢的感觉。
战后时期最活跃的首相中曾根1985年曾经说过，日本的官僚得到了很好的庇护，他们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上层传统又学得太好了。中曾根说，自从他担任首相之后，他命令很多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译者）一级的重要官僚到国外去考察，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出国。他把很多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直接谈到他对他们的期望，这对于日本首相是很大胆的举动，因为首相往往只是希望代表、而不是真地领导政府。他鼓励大臣们提拔有国际思想的人担任更具影响的工作。在一次演讲中，他笑着承认说：“我已经试过好几个次官了。”就在那次演讲中他谈到了日本的官僚是具有何等才干的一类人。
1986年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私下对里根总统许愿，一定要尽其所能实施由一流委员会设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对日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这个以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夫为首的委员会主张国家应该将重点从出口型转向发展增加内部需求的经济，这个措施和别的措施一起事物的根本属性。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太虚本动”，认为事，将会使已经是债权国的日本变为更大的世界商品进口国。这个主张即使被正式采纳，要得到完全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日本国际主义的商业社团的想法与这个思路越来越吻合。
要想让官僚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很难的。这种制度不愿意改革。例如，1985年对国营电话系统进行私有化时，我领导的日本电气工业协会就遇到了这种阻碍。原有的电话公司简称为NTT，是一个国营公司，属于邮电省（MPT），邮电省实际上就像它的父母一样。但是成为私营公司之后，NTT只是MPT控制下的一个调节实体。在新的打破常规的电话系统中，随着新的技术发挥作用，新的地区网络和其它通信系统的建立，MPT将通过批准新的设备直接卷入新的技术标准，就像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样。所以MPT不得不去了解正在开发的新技术。
但是通产省（MITI）却把工业视为自己的领地。很明显，正因为如此，交错的责任界限和官僚管辖区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问题。这种体系不仅仅外国人难以理解，很多日本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在一些与美国人进行的冗长而又艰难的贸易谈判中，有时某个省要一直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协议，这使得别的省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插进来对已经决定的东西进行修改。在长时间的无动于衷之后，外国的谈判者就会指责日本人故意拖延。通过对这种策略的理解也许能使每个人都平静下来，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省也就可能向对手摊牌了。
我认为这种事情对于全世界的官僚学生而言并不算什么稀奇。我的观点是民主国家的政治，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
过去当我们讨论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时，我们经常说到日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意识差别。今天，随着商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其它文化，原来的意识差别变小了。但是贸易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政治化了，现在不一定是意识上的差别，而是政府体系以及政府运作上的差别造成了麻烦。我把这类问题称作官僚之间的问题。
日本的官僚系统已经机构化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一致性的机构，它的一致性很强，以致于一个政策一旦建立就会一直执行下去，而不管是谁来当大臣。在美国，一个新政府上台之后，政府中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改变工作。这种情况不会在日本发生。所以国际上的商人都开始相互理解时，政府还是落后于时代，还在相互争执，甚至对一些被作为局中人的商人们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