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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国为例。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存在，虽然有将近十亿人生活在那里。美国想隔绝中国，因为它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它自认为大陆中国不存在，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北京政府。那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度假旅行时在香港买了中国出产的小饰物并且想把它带回美国的话，那他就会惹出麻烦。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不存在。那时日本也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我们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人经常到中国去。很多人来来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触，传播新闻。突然有一天美国改变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国去了。事先对谁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邻近中国的、像日本这样一贯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认了十亿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们仍然是农业文化传统和哲学的继承人，这些东西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是天生的急脾气。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所以一个年轻的、即使更加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把我们当作新手看待时我们会感到不高兴。我们有一句谚语，“七十日内，事必有变”，它告诉我们不要反应太快，也不要操之过急。在过于着急和过于迟钝两者之间应该有一条中庸之道。
第三十三章
世界上短视的政治家和商人从双边关系着眼来看他们的问题：美国的商人为他们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而着急，而日本的商人则担心如何应付美国和欧洲政府和商界对他们的抱怨。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一起穿越丛林，当他们看到一头饥饿的狮子朝他们跑来时，日本人马上坐下来穿上他的跑鞋，美国人嘲笑道：“如果你认为你比狮子还跑得快，那么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狮子跑得快，”日本人说，“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们面临的狮子，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无法躲开这头狮子。我相信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处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就特定的贸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争吵不休只会掩盖住表面以下的真正问题。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
我相信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币。为了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在合适的价格上做买卖。当然价格会受到供应和需求的影响。这就是自由经济体系的简单基础。
如果我把价值一千日元的产品卖给美国或者英国的某个人，我希望获得价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镑。汇率必须公平，而且应该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工业竞争力的相对水平，因为我认为工业实力才是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价值的首要因素。
作为一个实业家，我知道竞争能力必须得以平衡，而汇率正好扮演着平衡机制的角色。1944年在布雷登森林会议上签署的国际协议固定了汇率。汇率是根据当时和可预见的将来的经济情况为基础而确定下来的。战争刚刚结束时日本的汇率是360日元等于1美元，尽管后来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大大提高，而这个汇率却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日元与其它货币相比估价偏低，例如，疲软的日元相对非常坚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货在美国比较便宜，它激励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后导致有利于日本的巨额贸易不平衡。由于美元的坚挺，美国的出口产品非常昂贵。
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美元贬值，允许所有的货币，也包括日元，摆脱原有的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当时日元对美元立即升值15％。我想日元是应该适当地升值。事实上很多商人都认为浮动系统可能比固定汇率系统更加优越，因为它可以不断地平衡各国的工业竞争能力。
高尔夫球赛中有一种给优者不利条件、给劣者有利条件以便取胜机会均等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每个运动员的实力与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汇率系统与这个规则相类似。每一年高尔夫运动员的均胜条件要根据其实力的变化进行调整。均胜条件从0到36点，在这个条件下运动员可能赢也可能输，但他知道比赛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公平的系统中打球。
我想，根据国际协议，浮动系统将受到监督，汇率不允许波动太大或者受到人为影响。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并不是产品的竞争力，而是货币的交易者，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货币的价值。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监督这个系统，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还没有建立均胜条件。投机商们买进或者卖出货币时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利润。这就使得汇率不停地变动，但与工业竞争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世界贸易的人来说，就好像一个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高尔夫球场，每打一洞就把我们的均胜条件改变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价格实际上并不由我们控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对一台电视机的标价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镑、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买电视机当天的标价。股票每天都在交易，于是价格不停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买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制造东西呢？
对于实业家来说，货币是一种尺度，我们用它来衡量公司的经济活动、固定资产、库存，甚至人为努力的结果。当价格不再由产品的竞争力来决定，那么我们对投资的信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经济的基础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业，我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进行明智的投资，我们必须能够预测投资可能带来的合理回报。如果我们无法预测这种回报，那就要靠灵敏的第六感或者头脑发热来进行投资了。到了这一步时，就不再会有人投资，工业也就崩溃了。一旦工业崩溃了，货币就失去了意义，那时甚至金融市场也会崩溃。
现在使我感到担忧的是有些实业家也开始加入到货币交易的游戏中去了。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潜在投资的回报，很多实业家停止了对自己公司的投资，而将大量的能源、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企业吞并中。公司变成了交易、收买和卖出的商品。工业不应该扮演这种角色，而应该改进现有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产品。作为一个日本人来看待这种局面，我不相信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还有很大的工作欲望。当经理们对相互吞并考虑得更多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还能够培养出忠诚的感情和和谐的生产力？前景不容乐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不断地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工业价值、而不是货币行情基础之上的的新汇率系统。
因为巨额的金钱聚集在石油输出国的手中，所以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世界货币系统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在里根主义的原则下，美国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货膨胀。日本的大量现金以投资的形式流入美国，想寻求高利率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现金涌入了美国。这使得美元更昂贵，而别的货币更便宜，美国政府可以加大开销，当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债。世界范围的货币游戏正式开场了。
我在前面就已经写到过，也许并没有给与太多的同情，美国的商人做生意时总是必须牢记要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总是担心，如果季度分红没有什么改善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利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时，经理们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径去获取利润。于是出现了两种危险：有些经理发现货币比货物交易更容易赚大钱；另外一些人发现制造成本低廉的产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这样做要把生产力转移到国外去也在所不惜。
这种现象导致被我称为“掏空美国工业”的结果。美国的工业设施正在减少，逐渐就会只剩下一个外壳，欧洲也是这样。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正在出口生产力。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了日本，或者在这里增添了新的机器。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个地区的国会议员抱怨日本人要对美国的就业率下降负责。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计算机出口公司。美国公司转移到日本或从日本购买高技术零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高质量的、而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利用这里的技术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找到所需的技术工人。利用我们的技术和长远的经营原则，我们可以从当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赚到钱，因为他们总是要求迅速地、持续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经济组织联盟的主席稻山嘉宽一起去欧洲旅行，我们遇到很多欧洲人，他们吹嘘说：“日本人没有新主意。只有在欧洲，我们才会想出新主意。”我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不能因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嘘。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别人也认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样向工业界解释这些主意。日本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却没有，所以不要吹得太过份了。”
欧洲国家重视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一点。很多伟大的“美国”科学家的根在欧洲，甚至是在欧洲受的教育。这是美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国和日本，同样的重视却给了工程师，他们把科学上的突破转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虚荣的绅士派头，在传统上总是试图回避需要亲自动手的工程学。欧洲的工程师长期以来被视为手艺人。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两国的大学里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后来日本比美国更加强调大学里的工程研究，这与美国强调法律诉讼有关，美国的年青人现在对法律好像更感兴趣。
如同我对牺牲货物交易来发展货币交易的趋势产生的担心一样，这种对满足技术上的改进和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也使我忧心忡忡。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不合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1986年，美国参议员托马斯．依格尔顿在东京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评论，回答了美国工业能力衰退的问题。依格尔顿说，美国必须保护和扩展它的工业，他发誓美国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服务业的国家。参议员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纠正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否则美国就会采取保护主义。我很同情他的沮丧，可惜真正能够帮助美国的更多地在于美国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产力和玩弄货币游戏不能保证在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工业体系。
最近一任的财政部长多纳德．雷根原来是美利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一个货币游戏的大玩家。金融专家们对工业没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坚挺的美元对美国是最好的，货币上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1985年詹姆斯．贝克接替雷根出任财政部长时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他最初的一次讲话中他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国际外汇系统并纠正美元过分坚挺的非正常局面，那么这种广泛的货币不平衡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五国集团（G…5）的第一次财政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处理1985年汇率调整中造成的问题。
贝克和G…5的努力在汇率中造成了突发的、激剧的波动，日元在创记录的时间内上涨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调整。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G…5各国的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卖出其它货币来降低美元的价格，此后日元对美元升值35％，这个令人震惊的升值幅度很难应付，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公司。虽然日本的出口制造商由于日元的升值提高了产品的售价，但我们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国公司也提高了他们的售价，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
尽管G…5行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却很明显，世界并不能依靠两国之间的、随意的政策协作来使汇率保持与实际情况相符。各国必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机构来稳定汇率。一定要阻止通过投机取巧而不是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来追求金钱利润的做法。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经济最高会议上对汇率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但是他们承认问题在于汇率的广泛波动，同意对这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