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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经济最高会议上对汇率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但是他们承认问题在于汇率的广泛波动，同意对这个情况加以监督，这样他们朝我希望形成一种决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再向前走，进而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监督汇率或者召开会议考虑新的系统。
政府干预有多大的用处，又能维持多久？货币投机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钱与日本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能够用于干预的钱相比，数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钱游戏者有时间等待，希望事情迟早会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用来干预市场、影响汇率的资金不充足时，这个系统就开始摇晃起来，紧接着就可能出现一场天下大乱。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说要对外汇系统再进行一次改革。
没有人知道公平的汇率是多少，对此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货币进行调整，允许在最佳值的预定上下极限值之间有较小的、合理的波动。我们在工业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产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现在的系统中，我们的货币在一天以内就可能波动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经济上把我们的努力一扫而空。这就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创新的愿望，自由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动力正在消失。如果连自己的钱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做生意和制定未来的计划了。
尽管有这种无法确定的因素，我们还是决定对圣迭各的工厂进行投资。岩真胜夫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时，他也和我一样，强烈地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电视机厂，尽管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国的RCA、齐尼斯和阿德密尔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转移，他们打算到那里去生产电视机。公司里岩真和我对美国的市场最熟悉，我们感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应该向美国进军，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市场。
但是在集成电路问世之前，生产电视机的过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国的人工费用更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厂，据估计这家工厂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小寺久日是圣迭各工厂的第一任经理，他被召回日本，我们让他估算和计划一下在美国运作的近期和远期成本。项目组知道将来在美国开张时的费用。项目组也知道集成电路马上就要问世了，不久就会取代晶体管，在三到四年的时间内，由于每一台电视机的部件数量减少，装配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在美国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资就可以得到补偿。
但是这仅仅只是隧道尽头处的一线光明。小寺至今还说，他当时带着全面的数字和设计方案来到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时，他感到很悲观。根据三百六十日元等于一美元的汇率，即使我们可以预料三年以内生意就会兴旺起来，1971年8月当时的数量并不能说明建厂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了解这些数量，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步棋将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知道日元不会长久地维持在这么低的汇率上。我们甚至没有问及数量，这使小寺吃了一惊。我们告诉他要勇往直前。我们派他去参观我们主要的电视机装配厂，大致了解一下最新的生产系统，为他在圣迭各的工作做好准备。
就在那一天稍迟一点的时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国还是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将美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暂时中止承诺将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其它货币固定资产。他停止了外援，对所有的进口货增收10％的追加款。这个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们在圣迭各的计划大为改观。本来即使在几年内财政上会遇到困难我们也要把这个工厂的项目搞下去，现在这件事对我们的将来是一个好兆头，它将使我们可以制造出印有“Made in U．S．A．”标记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欧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变汇率系统的领导人。他经常说现存的汇率系统是错误的，他希望能将欧洲货币系统（EMS）应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保持固定汇率，并定期地由EMS进行调整。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按外汇市场的汇率进行，可以大幅度波动，但是在集团内部有相互协作，杜绝了货币投机商或者不相关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摆动。
我们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良好的自由市场的经验，而那些声称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想像。我认为这不仅仅具有讽刺意味，也是相当危险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强调过这一点。但是金融专家却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说：“哦，那很危险。”他们似乎缺乏创造和想像的能力。
过去当我向大藏省的专家们提议，我们必须干预金融市场，买进日元，使日元更加坚挺，他们说：“不，我们不能干预，我们能够用来买进日元并使之保值的钱太少了。”但是在G …5做出决定之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干预，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助于日元的升值。
在此之前，我在美国也谈到过这种需要。那里的金融专家说：“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固定汇率呢？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固定汇率，那么我们现有的浮动系统就是最好的。没有别的选择了。”我感到很愤怒，我说，如果我们的工程师认为现有的系统就是我们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系统，而且没有其它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创造了。我们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一项发明的完成之日正是开始对它进行改革之时，正因为如此，技术才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对一位专家回答道：“如果你们说因为不能恢复到固定汇率系统，所以浮动系统就是唯一的选择，不可能再有变通，那么你们正是在向全世界说明你们的无能。”
世界贸易系统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重建美国的工业结构，并且我相信已经有了开工的迹象。但是工业界中也出现了自暴自弃和一味埋怨他人的相反迹象。虽然很多美国人说服务业是美国商业的未来，但是很明显，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放弃全部的重要工业基础组织，而变成那位参议员说的炸鸡餐馆老板说了算的国家。但是我没有看到国会将这种重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的扼杀，是发展自由贸易中的古怪行径，但却也是美国国会议员和以及欧洲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经常提出的简单办法。多年来我一直对日本政府说，我们应该告诉美国，美国工业的错误在于美国本身，而不在于日本，它是一个美国问题，甚至李。艾科卡都承认这一点。我早就感觉到，与其通过汽车和其它行业中的所谓“自愿限制”协议来扼杀我们之间的贸易，还不如干脆有一个保护主义的法律。
松下幸之助，松下电气公司的创始人，1976年和我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可以简单地译为《说出我们的担忧》，这本书说的是对杰出人才的需求。就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他在该书中的批评意见是否会给国家的商业带来坏的影响，我说：“不，先生，如果为了商业利益而一言不发，日本就会土崩瓦解，而且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批评意见固然会有损于商业，但是从多方面看问题对于商业、个人和国家也很重要。正是因为固执已见，日本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十多年来，只要美国和欧洲人说我们的市场没有对进口货全面开放，我们的政府就回答说：“我们会尽力而为的。”紧接着就会放松关税，撤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把日本市场的开口撬得更大一点。当出现第二次抱怨时，再设计第二个方案，还是采取同样的步骤，只是多做一点工作。这样下去，一直做到第八个方案时还是不够。所有这些方案都不能解决贸易的不平衡。日本的市场开放得太慢，我经常这样说。然而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汇率问题。直到G…5会议之前，这种局面没有一点改进的迹象，从那以后汇率这个钟摆又摆得太远，使日元的升值创了记录，达到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高度。
我的观点是日本人对于汇率应该更加强硬一些，对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应该更加直言不讳，而不要一味点头认可，然后又辛辛苦苦地去增加开放市场的措施，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措施是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日本在参加国际谈判时的态度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好像从来都不能抬起头堂堂正正地说出心里话。
1979年我和已故的前外相兼驻美大使一起主持了美国…日本经济关系小组会议。小组包括八名私人成员，美方由前驻日大使罗伯特。英格索尔牵头。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谈论贸易互惠主义。有些人要求在美国商业上得到许可的东西在日本也应该得到许可，而且反之亦然，他们把这称作互惠。这种被我们称作“智者集团”提出的概念不是互惠，而是国家的平等条约。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我们的说法是当外国人在日本能够参加对日本人公开的所有活动时，日本人在美国就可以干美国人得以允许的事了。
但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好像都相信因为美国的限制最少，所以美国应该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在小组会议上我们说，在日本让来自其它国家的人享受甚至日本人自己都没有的特权那是不可能的。互惠意味着要修改法律来接受外国的体系，这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在报告中说道：“日本的谈判者应该更多地发言，尽可能公正地反驳美国的批评，将对他们地位的错误理解和感觉削减到最少。当美国政府批评日本的政策或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时，日本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加以反驳，而不要一言不发，好像默认了似的，或者干脆就说：‘不行。’”
我相信，世界贸易的未来依靠于贸易的增长，而不是阻碍。在这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自掘坟墓。如果贸易不平衡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别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对日本出口产品的限制。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要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肯定会得以恢复。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由于美国制造业的损失，美国可能需要日本和日本的出口，这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需求一样，甚至更多一些。
有些美国的分析家已经说过，日本的速度将会减慢，日本正在失去职业道德和其它东西。很多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我们已经失去忠诚的感觉，或者说现在的人工作只是为了玩。人们的心态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尽管在态度上一代人自然与另一代人不一样，日本的职业道德还是非常稳固。
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和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再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一个角落里，心里只想着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要发表意见，就应该采用能使对方听懂的方式。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我们对此仍未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要想与邻居平安相处，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做法。我们与美国人之间有问题，因为美国人非常感情用事，所以这些问题不好处理。但是根据我与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发现，如果你直言不讳和充满信心，他们就会听你的，甚至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
第三十四章
我们总是按照其它国家的规章制度在当地做生意和努力扩大业务。学会这一点并不容易，说老实话，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做出同样的努力。
进入欧洲市场对于我们而言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派去的是富有创造力的年青人，没有用很多条例和指令去约束他们，当然也没有特殊的好处和补贴。他们的工作是出色的，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论点，人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那些正在向低工资地区转移的美国公司不久就会发现他们是在走向自我失败。向海外扩展国际贸易是高尚的举动，但是如果它意味着挖空本国的工业，我认为其中就包含着很大的错误。
很多外国人抱怨很难在日本做生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当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我感觉到在这样巨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