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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说：“不，这正是错误之所在。你看，再过十年，现在的高技术就会在消费者的手中得以应用。”
他还是不得要领，又问道：“你是说再过十年，高技术和消费品工业就会混为一体吗？”
我说：“不，并非如此。再过十年所谓的高技术将会与今天的高技术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称作高技术的东西将很快就会变成寻常之物，成为消费者手中可以应用的技术，可能你的客户就可以用到它们。”几年之前还没有人想像得到他们将会在家里用到激光。
通过这样的交流，我想，他们最终了解了我们，以后的会议都很顺利。我反复强调过产业界必须通过新的技术拓宽贸易的范围，新技术的拥有者应该用许可证的方法推广新技术。例如光盘，索尼和飞利浦公司对很多人转让了许可证，正因为如此，这项产业才得以发展，但是由于一些经理胆子太小，从一开始就对它有一种厌恶的态度，使得它的发展速度比预计的要慢。我鼓励其它行业的人也像我们对研究和设计那样勤奋努力，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来共同开创市场。美国和欧洲都没有什么人响应，其实我们正是从美国和欧洲学到了这一招，但他们却忘却了自己的教训。
阻碍发展贸易的另一个例子是归一税，美国的好几个州都把它写入了法律。根据这个税法，一家海外公司的子公司被要求报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还要按照整个公司的营业、而不是仅仅按照在那个州内的交易来估算纳税额。仅是呈交所有的账本本身就要花掉不少的钱，即使整个公司盈利，如果子公司要交纳高额税金，也会造成亏损，这好像不太公平。我一直感觉到商人应该交纳一定份额的税金，也应该遵守当地国家的全部法律和规章制度。小爱德蒙．布朗在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时很拥护归一税，但我认为它只是对外国商人的打击。美国其它的一些州也通过了或者正在准备通过类似的法律，我们在日本经济组织联盟中的一些人决定对此发表我们的意见。联盟中的公司成员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表明870个公司中大约170个准备到美国去谋求发展，或者有了这种计划。但是归一税使得每个潜在的投资者到美国建厂之前都不得不重新考虑。
当时美国大约有二十个州在东京设了代表处，我们与他们都进行了商谈，向他们解释我们要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想法，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一致意见，归一税是对投资的阻碍，任何州只要征收这个税就意味着失去新的就业机会、建设合同和一切新的税金。1984年，我们不以反对归一税作为主要任务，而是以经组联“投资环境调查委员会”名义，组织了三个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们分组访问了二十三个州，几乎占了美国的一半。分给我的小组是几个最难对付的州，包括俄勒冈、印地安那和加利福尼亚州。
出乎意料，尽管我们从华盛顿听到不少的批评言论，我们受到的接待却是极其隆重的。在俄勒冈州，州长通过包括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介公布了我们的来访。州政府动用了五架直升飞机，让我们每两个人乘坐一架，去查看厂址，也让我们饱览了当地的风光。他们对我们非常慷慨大方。
在每个停留的地方他们都要求我发表讲话。我在各处讲话都是试图说明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增进世界贸易，以实际的方式来减少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我说，在美国生产产品，来之日本的直接出口将会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将会增加。这就意味着要上缴更多的税，我感觉到因为这件事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应该受到欢迎。
我在俄勒冈说：“我们的委员会的目标是促进调查，不能让每个公司都到美国来调查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决定把我们发现的东西都总结起来，再向我们的成员公司提出报告。在我需要了解的信息中也包括你们是否打算征收归一税。”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这种税是不公平的。
俄勒冈州的州长维克多．阿提叶对我说：“我与你对归一税有同样的感觉。我将对你的说法表示支持，请为取消归一税而继续努力吧。”他还说俄勒冈的法律肯定是要修改的。但是我对他说：“你一个人说要取消它还不够，因为我知道你还需要与立法机关争执一番。作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我不能回去报告说俄勒冈的州长要求我们相信他，他已经说过要取消归一税。”也许我低估了俄勒冈的政治家，最后的结果是在我们访问后不久俄勒冈州的归一税就被取消了。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直到今天加利福尼亚州仍在坚持征收归一税。他们是始作俑者，所以他们还难以咽下这口气。前州长布朗至今还是相信归一税是正确的、合适的。他说，大公司不想交这个税，因为他们不愿意透露出他们真实的经营状况。其实原因比这还简单，他们觉得这种税不公平，如果只是为了给别的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营环境就要在错误的基础上计算他们的利润，从而要求他们纳税，他们是不愿意出这个钱的。加利福尼亚州现任州长乔治．丢克梅杰说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归一税对加利福尼亚州不利。但在我写本书的时候那里的归一税还没有取消。
在有些州，例如马萨诸塞，法律只是停留在纸上，并没有实施，经组联的小组到那里去也没有强求取消它。我想，如果是我，就要那样做。我总是把事情做到头，没有一点含糊。你不知道美国的政治和公众感情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在美国我早就学会了什么事情都要白纸黑字再加上签名才算落实。
访问快要结束时，我们参观了新泽西和密苏里州，我离开代表团和经组联的一名同事一起飞往华盛顿。我们到白宫去与副总统乔治．布什会谈，并被邀请见总统。我们与总统一起照了像，然后他请我们坐下。我开始向他介绍经组联和我们此行的调查任务以及日本商人已经决定为了平衡贸易将要采取的初步行动。他说：“你们的人正在考虑归一税，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正是这样，总统先生。”我还解释了在一个州里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带来了印第安那州签署的保证书的副本。我说：“这就是它的结果。”我知道印第安那州的州长和副州长以及很多其他的官员都是共和党人，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好人，”说完我们笑了。然后我说：“加利福尼亚总有一天也会这样做的。”那里是里根总统的故乡，但他对此一言未发。
在走廊上我们还见到了老朋友乔治．舒尔茨国务卿，他邀请小组全体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去。又提到了归一税，舒尔茨说：“我们都知道归一税给你们造成了很多麻烦，所以就到没有归一税的州去吧。”
我说：“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对我的公司毫无帮助，乔治，因为当我到加利福尼亚去的时候那儿还没有征收归一税。在佛罗里达，我们去了之后才一年他们就开始征收归一税了。如果在我们建厂之后一个州里就通过了这样的法律，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
他面带微笑地说：“昭夫，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下一次你再建厂时，一定要给它装上轮子，装上归一税的轮子。”
回到日本后，经组联的每个人都为我们在归一税问题上取得的成功感到惊奇。我想，我们使得美国的气氛更加友好，对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外国的公司更容易在日本投资、办厂和做生意。情况本来应该如此。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搬到美国和欧洲去了，但在海外对未来还是有不安的感觉，保护主义的利剑还是高悬在我们的头上，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贸易上遇到困难的人的法宝。
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和国际通信的时代，我们必须学会相互开诚布公地交谈。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去理解贸易关系中的现实，不要忽视我们之间的冲突，也不要任其发展，以致很快使问题政治化。
因为今天为贸易而战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变化的局势，这要求做出很多困难的决定。日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时期，因为我们要使经济摆脱传统的对出口过多的依赖。其它国家已经经历了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还会经历更多。如果世界的经济体系朝着新的现实调整，并且变得更加公平，那么我们将学会分担痛苦。
世界的经济体系已经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金融机遇的怜悯。整个的公司成了货币投机商交换的物体，庞大的老牌企业吃光自己的因定资产，为的是追求迅速的盈利。有些国家在没有希望还清的情况下被沉重的债务压垮。因为某些实业家把钱投入到货币交易的游戏中，而不是着眼于未来，一些国家生产工业必需品的能力正在迅速地消退。所有这些活动对于创造一个我们希望的更加美好、更加稳定的世界毫无帮助。
作为一个世界团体，现在正是应该团结一致来改变现状的时候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布雷登森林会议也过去了四十多年，它为自由世界选择了一条经济路线，我们沿着这条路线成功地走到今天。我们现在必须为了自我生存而开创一个崭新的体系。政府和国家的首脑，在私营企业的支持下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修改现有体制将会要求巨大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勇气。
我相信人类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未来具有激动人心的技术优势，它将使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只有通过扩大世界贸易和促进更多的生产，我们才能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可能性。我们自由世界的人们能够干出伟大的事业，在日本，从劣质产品到优质产品，我们改变了“Made in Japan”这个词的含义，从而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做到了这些还不够。我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充满优良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国家的原产国标记都是高质量的象征，所有的人相互竞争是为消费者用辛勤劳动赚来的钱着想，而公平的价格反映出合理的汇率。我相信这样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挑战是巨大的，成功仅仅在于我们意志的坚强。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日 译毕于临风楼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一日 修改于听雨轩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改于养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