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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从社会人格功能的观点，来看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必须说明，藉着使自己能适应社会，一个人发展出种种的特性，这些特性使他想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指定的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的人格——亦即是社会人格——也是这样地适合每个人在此社会中必须做的种种客观工作，那么人们的精力就要成为有生产性的力量，而这种有生产性的力量对社会的发生功能，是不可缺少的。兹再以工作为例。我们现在的工业制度所要求的是，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工作方面，如果人们工作是出于外在的需要，则在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他们喜欢做些什么，这两者之间，就会发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势必会减少工作的效率，可是，由于人格可以自动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人类的精力不但不会引起冲突，反而会变成一种动机，使人们想要依照特别的社会需要来行事。所以，现代人并不是被迫去拼命地工作，而是受一种内在的强制力所驱策，去拼命地工作。换言之，他并不是服从外在的权威，他是在树立一个内在的权威——就是良知责任——这个内在的权威比外在的权威更有效地支配着他，所以说，“社会人格将外在的需要内在化，并且驱策着人的精力，使其用在一个指定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工作上。”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可知道，在人格结构中，某些需要一旦已形成后，任何符合这些需要的行为，在心理上是令人满足的，并且从物质成功的观点来看，是切合实际的。只要一个社会能同时地使个人得到这两种满足，则心理的力量就可以“凝结”社会的建构。可是，不久之后，一种落后的现象就发生了。当新的经济环境产生时，传统的人格结构仍然存在，但传统的人格结构对新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有用。人们有一种倾向，喜欢按照他们的人格结构来行事，但是，他们所作的这些行为，成为经济进步的阻碍。例如：以前德国中产阶级的人格结构，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昔日德国中产阶级的美德是节俭、谨慎、多疑，在今日的企业中，这些旧有的美德与新的美德比较起来，其价值就没有了。新的美德是：创造、冒险、进取。固然，那些旧日的美德仍然还是有一点用处——例如对小店铺而言，可能还是有用的——，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中产阶级的子孙，能成功地“运用”他们的人格特性，来增进他们的财富，他们在少年受教育，他们便已培养发展，昔日适合他们阶级社会情况的种种人格特性。但是，人格的培养发展，赶不上经济的发展。经济演化之间和心理演化发生了差距，其结果是：日常的经济活动，不再能满足心理的需要。然而，这些心理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于是，便不得不另辟途径，来获得满足。低下层中产阶级的那种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行为，由个人扩展到全国上下，虐待狂的冲动也由个人，扩大到社会及政治上。人们已经解脱了限制，他们企图从政治迫害和战争行为中，获得满足心理的力量。因受挫折而蒙上了憎恨，于是心理上的力量非但不能稳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反而变成为火药，被用来摧毁民主社会的传统政治与经济结构。
我们还没有谈到教育过程对社会人格的形成，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由于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对儿童所施的教育显然是引起人格发展的致因，所以，似乎应对这一点，有所评论。首先，我们应自问，我们所谓的教育意义是什么？
从社会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定义是这样的：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使个人，以后在社会中可以发生功能，即是，使个人的人格变得最接近社会人格，使个人的欲望符合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需要。任何社会的教育制度——都是受此一功能的决定。因此，我们不能用教育过程，来说明社会结构，或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但是，从一个指定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所产生的需要，却可以用来解释教育制度。无论如何，教育方法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教育方法是使个人，能适合所被要求之形式的一种办法。我们可以把教育方法，视作为使社会需要，变成为人的属性的一种手段。固然教育方法并不是引起某一种特殊社会人格的致因，但是，教育方法却是形成人格的方法之一。因之，有关于教育方法的知识和对教育方法的了解，是分析一个发生作用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家庭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儿童的早期经验，对他的人格结构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了解，儿童既然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接触．又如何会受社会生活的影响呢？这是因为，父母采用了他的社会的教育方式，而且因为父母自己的人格也就是他们的社会或阶级的社会人格。他们把我们所谓的“心理环境”或“社会精神”，传递给儿童。因此，“我们可以把家庭视作为社会的心理媒介物”。
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个指定社会的存在形态，塑造社会人格。现在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在第一章里所谈到的，关于动态适应的问题，固然一个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种种需要，可以塑造一个人，但是他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地适应的。一方面，有若干心理上的需要，是必须予以满足的，而且在另一方面，人生来就有若干心理上的特性，必须予以满足，如果这些特性受到挫折。将会产生某些反应。这些特性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可能是想要生长发展、和实现许多机会的那种“倾向”。这许多机会都是人在历史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例如创造性与批评性思考的能力，和区别情绪与肉欲经验的能力等，这些潜在能力都具有其自己的动态能力。在演化的过程中，一旦它们已发展出来了，它们就有一种倾向，使它们能被表达出来。这个倾向是可以被压抑下去的，但是压抑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反应，尤其是会产生破坏性和共栖性的冲动，而且，这种想要成长的倾向，会产生许多特殊的倾向，例如渴望自由，与厌恶压迫等，因为自由是允许生长的基本条件。渴望自由的欲望可能会受到压制，个人可能会不能觉察到这种欲望；但是，这种欲望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变成一种潜在力量而已。
我们也可以认定，寻求正义和真理的努力，也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也可能受到压制。我们从个人及社会两方面来分析人类的整个历史，就可以证明人性中有此种倾向。我们发现，对没有权力的人而言，在他争取自由生和长的战役中，正义与真理是最重要的武器。每一个人在童年时，都经历过一段没有权力的时期。在这种无权力的状态中，诸如正义感和真理感的这些特性，就开始发展，并且成为潜在力量。于是，我们发现：虽然，生命的基本条件决定人格的发展，但是人性却具有其自己的动态力量，这种动态力量在社会过程的演化中，是一项活泼而有效的因素。即或我们不能用心理名词，明白地说明这种人性动态力量的正确性质，但是我们认清它的存在。在人类固有的属性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不可让与的自由权利及幸福权利：人类努力想要生存，想要扩展，想要表达许多潜在能力。
写到这里，我想要再度指出，本书所采取的心理研究态度，和弗洛伊德所采取的心理研究态度，两者之间的不同。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受历史的熏陶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生理因素的重要性；其次，弗洛伊德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当做一个实体，一个密封的系统，大自然赋予人若干心理的驱策力。他并且认为人格发展，是对这些驱策力的满足和挫折的反应行为。但是，我们则认为，对人格的基本态度，是对人与世界、他人、自然、自己的关系的了解。我们相信，人主要是一个社会动物，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是以己为中心，而为了满足他本能的需要时，才需要别人。我们并且进一步相信。个人的心理学，根本就是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对本能欲望的满足或失望。人类本能欲望之得到满足或没得到满足，只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个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人格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心问题，以此中心而发生的需要和欲望——如爱、恨等——是基本的心理现象。可是弗洛伊德则认为，这些需要与欲望，不过是本能需要之获得满足或未得满足，而产生的次要结果。
第三个不同之点是，弗洛伊德根据他的本能说，并且根据一项信心，认为人性是邪恶的，于是，他就把一切“完美的”动机，解释成为“卑鄙的”事情的结果。例如他对正义感的解释是，一个孩童对他人产生忌妒的结果。但是，我们却认为，诸如真理、正义、自由这些美好的事情是努力。任何分析，如果不把这些努力当做动态的因素，则将是谬误的推论，这些美好的事情没有形而上的性质，而且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根本。我们也必须拿这种态度来分析这些美好的事情，才是正确的。心理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心理学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美好事情所引起的动机，以及与这些美好事情有关的道德问题，同时，心理学的工作就是使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思考，不再含有非经验的和形而上的因素。
最后应该一提的不同之处是，不足和有余所产生的心理现象。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不足的状态，有些迫切的需要，是必须先予以满足的。惟有当这些基本的需要获得满足，并且还剩下时间和精力时，文化才能发展。自由（或自动自发的）的行为永远是有余的现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关于不足的心理学。他给快乐所下的定义是，由于令人痛苦的紧张被消除了，而产生的满足，在他的系统中，有余的现象——如爱与温柔——实际上是毫无地位的。他不仅疏忽了这个现象，而且对这个现象了解有限。例如，弗洛伊德对性的观察，只看到了心理强制的这个因素，对性满足的观察，也只看到了令人痛苦的紧张和消除。在他的心理学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性冲动也是一种有余的现象，性快乐也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欢愉——其本质并非消极地解除紧张。对于了解文化中的人性基础，一般人所采用的解说原则有以下三种。
一、“心理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弗洛伊德的思考特点。这种方法认为，文化的现象是产生于心理的因素，而心理的因素则是由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并且，惟有当这些本能冲动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时，这些本能冲动才受到社会的影响。根据这种解说，弗洛伊德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肛门情欲的结果，而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是对父亲幻象的双重矛盾的结果。（参考E．Fromm著“The
Dogma of Christ）”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据这种看法，主观的经济利益是文化现象的起因。
三、“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其代表者是韦伯所作的分析。他认为新的宗教理想对一种新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和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是有影响的。虽然他也强调，这种行为并非完全是受教义的决定。
和这些解释正好完全相反的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是产生于社会人格；而且，一个指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又决定社会人格；在另一方面，主要的人格特征又成为有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又决定社会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