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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所有原本由国家控制的产业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放开，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过来的。郭广昌承认，在这件事上犯了冲动的毛病。尽管国家决定放开了，但贸然进入一个陌生领域，还是让郭广昌尝到了苦头。
作为上海首批房地产公司之一，郭广昌刚开始是从中介干起的。可是公司接手的第一个楼盘根本卖不动。纯粹的商品房在当时的上海还不是居民的购房首选，单位集资仍是普通上海市民住房的最佳选择。郭广昌从1992年开始就关注上海的阶层分化，他预料到之后会有蓬勃兴起的中产阶级，但这个阶层的到来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快。
那个滞销的楼盘直到复星接手之后，郭广昌制定了针对楼盘的广告方案，方才重装上阵，一举售罄。通过这件事，郭广昌对政策和市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目前，复地在全国的业务全面铺开，光在北京就有四个优质楼盘——玉泉新城、位于西大望路的“PEKING HOUSE”、位于西单的高档公寓“复地天赋”以及位于小汤山的别墅“复地元墅”。
在进军房地产市场的同时，郭广昌再次显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眼光。以“PEKING HOUSE”为例，该项目位于西大望路，是北京聚集了商务公司的精英以及国外驻京企业的骨干的CBD区域，通过这个项目，这些人不用再往距离CBD相对较近的郊区通州跑，而是工作和生活都在CBD。
在复地刚开始入主房地产时，市场上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开发商交房后，很多后续服务跟不上，购房人就处于“爹不疼娘不爱”的状态，一方面造成了业主的不便，另一方面也有损于开发商的品牌建设。郭广昌非常注重集团的品牌效应，每一个楼盘、每一个项目，在售出之后都要把服务做好，“好人做到底”，不能收了钱就拍拍屁股走人。
为此，复地成立了许多客户俱乐部，就是为入住后的客户提供全面持续的服务。加入俱乐部的成员都能享受到复地集团提供的资源，而定期的娱乐文化活动、酒会沙龙等为会员构建了完备的交流平台。即使在今天，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92年就意识到将有个中产阶层崛起的地产商，不出意外现在都成了鹤立鸡群的开发商，这就是鲜活的市场需求，谁有这个眼光，谁就能成为领跑者。
另辟蹊径：渗透宣传，上门广告
在为元祖作市场调查时，郭广昌深切体会到“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话。但在刚入主房地产时，他却没有及时把这个原理结合到楼盘销售中去，这也是刚建成的楼盘卖不动的一个原因。
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发动群众的力量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换个角度来看，群众就是自己的客户，对待客户岂能不理不睬？反之，对客户只有一条路——不离不弃，从心里把客户当成上帝。这就要求一心一意去为客户着想，针对每个具体的住户制定出强有力的传播策略。
想通这一点之后，郭广昌结合楼盘特性，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推销系统——渗透宣传，上门广告。世界上那些最容易的事情中，拖延时间最不费力。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说干就干。
20世纪末的上海，开发商卖房子并没有专门的售楼处，通常是在工地附近挂块广告牌子就开始售楼了。郭广昌不愿意这么做，他想，楼盘要与众不同，在楼盘售出之后靠提供优质售后服务，在售出之前就得靠别出心裁的广告方式。
跟作市场调查一样，房子也是要交到具体的每个人手里，那么了解这些潜在客户的需求，让他们知道在市场上有适合他们需要的楼房，这是最关键的广告点。郭广昌接手的第一个楼盘在上海郊区，当初是专门为那些有“洋插队”成员的家庭建的，可是建成后，却无人问津。郭广昌觉得楼盘的开发初衷没错，自己在创业之前还差点出国留学呢，如果出国的话，在国内有房子，不必等到将来回国之后再买。而且，任何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看到房产的升值潜力。
那么，怎么让这些有“洋插队”的家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盘呢？传统的广告方式无外乎在报纸上登广告，但相对于大块文章来说，报纸夹缝里的豆腐块广告很难引起客户的关注。如果能找到这些潜在客户，然后上门把材料交给他，那样效果应该会不错。
这时候，梁信军给郭广昌提了个醒，他说：“顺藤摸瓜呗？每个出国留学的人都记录在案的，应该能查到。”顺藤摸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广昌记起当年自己要出国的时候排队办签证的事，没人能跳过这一步。所有的记录都在出入境管理处，去那儿查一下不就行了吗？
第二天，郭广昌和梁信军就跑到出入境管理处。说明来意之后，对方说留学生的家庭住址岂是谁想查就能查的，你们需要介绍信。可是，上哪儿找介绍信去呢？正在郭广昌犯难的时候，一个大学同学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郭广昌一眼就认出了他，想当初在复旦的时候还一起参加过诗歌朗诵会呢。
郭广昌走上前去，拍了这位老同学一把，对方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终于认出是郭广昌，他们就谈了起来。原来这位同学毕业之后就到了出入境管理中心，一直疏于联系，于是对面相见不相识。
有熟人就好办了，这位同学跟负责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下，郭广昌就顺利地拿到了资料。
顺藤摸到了瓜，接下去该按图索骥了。照着资料上的地址，郭广昌他们兵分五路，分别负责一个片区，把楼盘资料和配套设施以及售后服务制作成简洁明了的宣传册，分发到了家里有留学生的地址。
这一招立竿见影，本来滞销的楼盘立刻门庭若市起来，通过为这个楼盘做代理，当年年底郭广昌就赚到了复星的第一个1 000万元。
人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许多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谁有能力把坏事变成好事，谁就能获得更多的人生财富。从第一个100万元到第一个1000万元，郭广昌渐渐从旁人对他放弃复旦体面工作的质疑目光中走了出来，谁也不会想到，当初看似疯狂的选择铸就了今天的千万富翁，而更让人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呢。
第三节生物制药：第一个一亿元
你可以这样理解impossible（不可能）——I？m possible（我是可能的）。从郭广昌决定从商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怀疑过自己把握财富的能力，对任何事情的孜孜以求只会让他的所得大于期望。
生意场上的“探测仪”
郭广昌有自己异于常人的市场嗅觉，他恪守着“走到市场中去，体验鲜活的市场需求”。今天来看郭广昌的市场运作手段，其特点总结起来就是：“能买的不租、能租的不建”，也就是利用现成的东西。尽管自己也是白手起家，但正是遵循着这个规律，他在10年间使自己的版图成几何级数增长。
1993年，“五虎上将”中的汪群斌、谈剑、范伟陆续加入复星。郭广昌将公司为元祖作市场调研和代理房地产积累起来的“第一桶金”，悉数投入到了基因工程检测产品的开发上。国家正在复苏，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但是万事开头难，谁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项目，选择的项目是不是昙花一现。
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郭广昌并没有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他意识到，现代医药必将是新世纪市场竞争的必争之地，而一开始就定位为“科技咨询”的广信当然不能只说不做，现代高科技的主攻方向之一就是生物工程。在赚到1 000万元之后，他最终确定把基因工程作为公司下一步的构建主体，而现代生物医药这个科技含量极高同时风险也极大的高科产业方向将是公司的主攻方向。
范伟和汪群斌的及时加入为复星的这个选择提供了技术后台。学遗传学出身的范伟是典型的学者，他专注于生物制品的研究，在复旦的时候就经常泡在实验室里，郭广昌用醉生梦死来形容范伟对实验的痴迷。
在郭广昌的力邀下，范伟带着自己对生物医药最新的研发技术来到了公司。他不仅带来了技术，还带来了一大批资源。实验中碰到的技术难题，通过范伟的学术关系网群策群力，为复星创造了无形的价值。郭广昌深知这一点，他在进行市场推广的过程中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一无是处，干着剥削压榨他人的勾当”。实际上，做市场推广一点不比药品研发轻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市场的把握决定了药品研发的方向。
郭广昌对市场的精确把握来源于他事必躬亲的实践精神。走到市场中去，亲身体会市场需要什么，这是郭广昌拥有独到眼光的基石。“天才的诗人，他的第一声啼哭也不会是一首好诗。”同样，再独到的眼光都不是一日之间练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市场的磨炼。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郭广昌对市场的把握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
他把高起点、高投入开发与中国人相关疑难杂症的基因工程新药作为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产品的追求。
除了范伟和汪群斌的研发能力，鲜为人知的是，梁信军学的也是遗传学，他和汪群斌还有范伟都是1987年进入复旦大学的，比郭广昌低两届。梁信军和郭广昌作为复星最初的搭档，对市场的开拓是公司生存下去的首要任务，因此梁信军的专业知识反而没派上用场。
等到复星决定向生物工程进军的时候，梁信军已经和郭广昌一起，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好多年，丢掉市场去做实验显然不是明智之选。更何况，此时的郭广昌在市场把握上缺不了梁信军这个左膀右臂。
也正是因为梁信军在遗传学业内有很多老朋友、老同学，郭广昌也借机了解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市场动态。众所周知，一种经济形态开始复苏时，最活跃的肯定是意识形态。早在别人听任市场摆布，因为滞后性而跟不上市场步伐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商海中鼓浪弄潮的这批人是最容易领先市场、发现商机的。
电影《大腕》的故事情节就是冯小刚和一帮朋友在饭桌上聊天聊出来的，同样，郭广昌对生物工程和医药领域的关注也是从一次饭局开始的。当时，复星还在代理房产，生意非常兴隆，梁信军就请了一些以前在复旦读书时的好朋友吃饭，郭广昌也参加了这次聚会。
席上，心情不错的郭广昌喝了些白酒，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喝得有点晕乎的郭广昌和在座的那些朋友们高谈阔论自己对经济大势的看法，大有指点江山的意味。而当时在座的好几位就抛出了“生物工程”这个概念。
郭广昌一下子被这个充满了科技色彩的词汇吸引住了，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听他们讨论这个学科在国外的尖端性。郭广昌一听就是一个小时，酒席散去之后，“生物工程”和医药深深地烙在了郭广昌那颗“不安分”的心里面了。
广开分号，独占鳌头
赚钱之道很多，但是找不到赚钱的种子，便成不了事业。1995年，复星的几位研发人员在范伟和汪群斌的带领下，经过半年的总结，把已经研究了三年的课题“种子”转化成了成品，这就是后来在复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
乙肝的传染性很强，而且很难根治。传统的检测方法程序繁杂，而且准确度也不够高，医院和病人都为此深感头疼。如果有一种方便快捷的药具能够准确地检测出乙肝，那将是应用医学的一大进步。
范伟和汪群斌的研究课题就是这种乙肝测试药具，在复旦大学三年的苦练修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实验基础，但缺乏进一步的资金支持。梁信军的无意之举促成了这一成果的诞生。在那次聚会之后，郭广昌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生物制药作为复星的主攻方向。
之后，他又和范伟深谈了一次，最终达成共识，范伟和汪群斌以技术入股，郭广昌则把之前公司积累的资金全部投入乙肝试剂的研制实验。
这无疑是一次赌博。成功了，回报不可限量；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郭广昌倒是很豁达，他想，大不了重回无产阶级嘛，年轻人又不是输不起。
其实，对药品实验的投入不是最主要的，做PCR试剂的成本并不高，资金主要投在全国各地建立销售公司上了。郭广昌的策略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药品研发是排头兵，销售网络是后勤部队。
这样，尽管复星用于建立销售公司的成本非常高，但他们的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很快就在全国以压倒性优势拉开了销售网。到1995年年底，复星就赚到了一亿元，坐上同行业龙头的位置，而且为他们留下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全国销售网络。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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