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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来。白色的眼白用贝壳制成，瞳孔、虹膜都用黑曜石点缀，这些材料都具有较强的抗腐蚀性能。整个面具简洁而严肃，只是旨在勾勒出大致的脸部轮廓。但是，又不像是要起什么遮盖或保护的作用，因为面具只盖到颈部。那么，这种单独对脸的装饰有什么意义？这张突出的面具又如何同陵墓主人的身分相统一呢？
脸确实是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因为它最经常地处于视野的中心位置。脸也是人最早熟悉的一种视觉形象，3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辨别出一张陌生的脸孔，母亲或其他养育者熟悉的脸能对婴儿起到镇静作用。
同时，脸又是人自我意识中最在意的一个部位。脸是人身上除背后以外唯一一个自己看不见而又必须面对他人的部分。从古希腊关于水仙少年临水自照的自恋故事，到我国古代青铜镜背透影的精湛工艺，都可见出人们对容颜的精益求精和丰富想象。
人们对脸的敏感和装饰热情亘古不易，经久不衰。自古到今，多少美赋佳篇吟诵歌唱都围绕这一主题，几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占绝对优势的内容、语汇描画一颦一笑、眉目唇齿。英语中描写各种形态的笑的词汇就有一打，汉语中目字偏旁的汉字为数更多。“盯”、“瞠”、“瞪”、“瞄”、“睚眦”，都是直视，但各自的细微差别一望便知，“眺”、“盼”，“眯”、“瞅”、“睬”、“睥睨”，则更是写尽了眼神流转中的种种情绪流露。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脸所占据的地位更加重要。在考古发现的文化遗迹中，脸几乎成了人的象征符号。许多镌刻在金属物件上的纹饰，写画在陶器、漆器、布帛上的图案，以及石壁或大地艺术中的刻画，都夸张地突出了脸部的特写，有的甚至放弃四肢躯干的表现，只保留人脸的基本造型，玛雅人的象形文字即如此。这种表现手法在现代绘画、雕刻艺术中成为一种刻意追求的风格，而它的原始、朴素的形态在儿童自发的、幼稚的绘画中就有表现。
人脸的这种强大的表现功能很早就为人类所认识，并且成为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道具。
无论是在宗教仪式上还是在社会地位的标识中，头脸的装饰、纹花都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玛雅文化最重要的一类线索，玛雅社会残存的建筑物、雕刻、绘画、陶器等实物中，人脸不仅占据了不容忽视的比例，而且，人物脸部绚丽多彩的涂抹和花样众多的面具，头上所戴的羽饰高帽，把整个头部扩大到人身的三分之一，身体其他部位都被压缩得短小精悍。不加饰物、不抹不戴的只有俘虏和供献祭的人。无论是武士还是乐师，不是在脸颊、眼圈抹上各种颜料，点画出各种几何图案（现代印第安人仍保留这种武士标记），就是在头上戴各种动物造型（也都是动物的头部造型）。那些身居特殊地位的首领和祭司则有特殊的装饰。一种特殊的高帽或羽冠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分开来。
这类“稀奇古怪”的打扮在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中也并不少见。图腾崇拜中的动物装扮、动物面具，中国戏曲中的特征脸谱，英国传统的法庭上仪式化的假发装束，印度寺庙中佛像的高冠，各民族传统中丰富多彩却又有固定程式的头饰（光看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代表性服饰，头部包装就是最重要也最显眼的区别性标志）。羽毛、粘土、金属、贝壳、皮毛、草苇、花卉、竹木、刺绣、各种包扎打结的手法，一切可用的材料都被尽可能地用上，所谓珠翠满头，一切想得到的缠绕、卷曲、束直的方法也都被想出来处理头部，直至今天的男女式发型层出不穷。
头脸是人的门面。头脸装饰遂成为社会身分的最好标识。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冠冕。有地位身分的人总是用特制的别人无权使用的帽子来标识自己的身分，务必使自己“冠冕堂皇”。西方社会中男士的礼帽到很晚近时仍是绅士们的重要标志。古代中国人对加冠顶戴的重视更非同小可。弱冠及笄不仅是标志成熟和社会正式接纳的仪式，而且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属性的象征。各级官员、各种身分的人所戴的帽子在历朝历代都是作为制度来拟定和执行的。更不用说帝王一级的头饰，更是独一无二的专门写真了。
玛雅祭司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祭司同时又是首领。玛雅人的城市总是以神庙为中心，玛雅文字、天文历法、占卜大事都是祭司一手操纵和传承的。本文开始处介绍的陵墓和遗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玛雅遗迹之一，遗体所戴的青玉面具只有在另一位首领身上发现过。青玉是玛雅人表示尊贵的东西。有的祭司甚至锉掉牙齿，镶上青玉。可见这幅青玉面具（由约200片青玉粘拼而成）正是一种象征权贵的冠冕。
然而，玛雅祭司生前并不佩戴这种青玉面具，而是用一顶极高的、像灯塔一样的帽子和羽饰（还有象征高贵的对眼、扁头、高鼻）来作标志。那么，为什么不给去世的祭司也戴一顶高帽子呢？也许这种帽饰已如衣饰一样消蚀殆尽了，也许这种帽饰作为某种地位身分的标志需代代相传，不用于随葬。不过，无论用不用高帽子，都不如青玉面具的入葬这么耐人寻昧。
秦始皇在陵墓里拟造地下江山，对陪葬背景的追求可谓到了极至，因为他征伐一生，一统天下，必得躺在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中心，把他生前苦心经营而拥有的一切带到身后，方可安心。埃及法老用神奇的防腐手段保存遗体，对肉身的爱护可谓到了极点，因为他们自比为太阳神，自恋非常，虽然相信自己有复活的那一天，但在灵魂复生以外还追求肉体不灭，希望有一天能原封不动地走回人间。玛雅祭司的陵墓是玛雅人中最讲究的，一般玛雅人死后埋在自家房屋底下，因为玛雅人相信生死也像他们的“特佐耳金历”和“吐思历”一样处于交替轮回之中。只有祭司和高贵人物死后才放置在精心设计的墓穴中。他们生前的地位和特权在身后也要延续。他们也选择宏大的建筑结构，精致的石刻花纹作背景，用远远超过实用需要的石体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但是，他最最刻意为之的想法是为自己造一张可以永久保存的假脸。
岁月流逝，只有石棺、石壁和保留着这位祭司脸形的玉石面具会留存下来，以石脸的方式延长生命的存在，以青玉的珍贵标志显赫的地位，让祭司死后仍然有头有脸地去面对神，面对陌生的死亡世界。如果有什么惩罚或侵害，也尽可以冲着这副假面而去，而不伤及祭司本身。如果说同样地位显赫的中国皇帝爱江山，埃及法老爱身体，那么，一辈子生活在神人交通的角色里，以这个角色牢牢控制玛雅人的玛雅祭司，当然知道面具对角色扮演的重要象征的意义——玛雅祭司爱的是他的脸。
石头见证历史
庞大的玛雅遗址是在传说的促成下重见天日的。一些外国人为广泛流传于当地的传说所吸引，越过沼泽，走向密林深处，寻找传说中的古代城堡。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些断垣残壁，还找到了一块高4米、宽1米的石碑。所以，可以说，石头标志着世人对玛雅文化遗产瞩目的开始。
学者们研究了陆续出土的大量石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现已发现的石碑有几百块，散布于各个城市遗址，数量之多，放置位置之重要都值得注意。其次，石碑上有的刻有象形文字，有的是人物浮雕，还有的只是一些花纹。据分析，文字部分主要是些年代数字，以及纪事文字（所以这些石碑又称为“纪年石碑”或“纪年柱”，见图22）。与其他民族遗留下的石碑内容不同，不是以戒律、经文或对首领人物的颂辞为主，具有自己的特色。第三，石碑高大，但雕刻精细，上色方法也很特别，这对采石、雕刻、树碑等的工艺要求也很高，不知道当年玛雅人是如何完成数量如此之多的石碑的雕刻工程，他们又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在石上记录下他们的历史。
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玛雅遗址上众多气势磅礴的石造宫殿、金字塔、庙坛、观星台。如今看去，大多已只剩下基座、残垣，要人们靠想象去修复它们原来的壮观和华美。但是，这种普遍的对石建筑的热衷似乎表达了一种对永恒的追求。
现代玛雅人中，社会较高阶层的人住石房子，较低阶层的人住草木屋。在草木丛生的热带雨林中，也许石头的无生命性就与无法摆脱枯荣兴替的草木成了对比，为人类记录自我的愿望提供了更为理想的材料。
考古学家推测，玛雅人最初是用木料或其他植物材料记录文字的。他们的根据是，目前发现的石碑中，年代最早的一块发现于乌瓦夏克吞（Uaxactun）。石碑背面刻有代表玛雅日期8．14．10．13．15（公元328年）的象形文字。玛雅人用石碑记事一般是20年一次（有时也有5年或10年一次），直到889年最后一块纪年碑为止，这一传统始终不变。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最早的石碑上所记录的文字已经自成系统，发展得相当成熟，而没有文字过渡时期的痕迹。从记录年代的数字符号体系来说，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全形式化的、精致的工具，没有发现尝试性的偏差和错误。总之，没有初级阶段。某些较具有科学幻想小说倾向的现代人头脑里迸出了外星人传授文字的念头，但这毕竟不能当作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考古学家们推测玛雅文明的形成时期可溯至公元前，其精美的历法、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没有留下记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充当记录材料的可能是木制的或其他易消蚀的物品。当他们的天文学、数学知识达到组织一套复杂的历法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文字也逐渐定型之后，他们逐渐发现了更能保存下去的材料——石料。并且，开始以极大热情留下尽可能高大的石块、尽可能深刻的雕琢。
在这些石块堆中间，有许多观星台高耸入云是为了高过周围的大树，望见遥远的地平线，有许多祭坛和宫殿只是为了显示威仪和奢华；然而，也有许多庙宇、石柱、金字塔是为了体现玛雅人祖先关于春分和秋分的知识，有许多石碑是为了记录社会大事之用。
玛雅人留下的书不多，这是西班牙人视之为“魔鬼之作”而加以焚烧的结果。现今留下的少数书本实际上是些图谱，讲述神话与王室的家史，也许玛雅祖先早就在森林大火或他们自己（为玉米种植而）焚烧林木的大火中体会到火的毁灭性力量。现在，能烧的都烧了，留下的只有这些石头。虽然经过数百年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尘土掩埋，这些镌刻在石头上、凝结在石头中的历史印证仍然仁立于创造者的家园。它们好像一首凝固的史诗，即使记录它的经书失落了，口传它的人民不在了，却仍能在故土的上空回响，让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人感受到这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仿佛古老的主人仍然存在，这些城市仍然存在。
事实上，这些石刻的人像、建筑是如此庞大，以至于许多游访者在感慨之余，怀疑它们非人力所为！神乎其神的猜测愈传愈多，玛雅人在这种追思中被抬高到介乎神人之间的位置。不过，只要我们回到这几百块持之以恒的石碑，回到这些纪年纪事中所描绘的现实世界中来，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石头所见证的历史，完全是人文的历史，完全是人类所能企及的智慧。
不可小看的“玩艺儿”
英国绅士的文明棍，曾经风靡全球；现代社会的经理们则是手执“大哥大”的时代形象。那根派头十足的棍子，究竟有多少实用意义（拐杖、自卫）实在难说，它无非是一时流行的“文明”绅士身分地位的象征；“大哥大”确实是实用通讯工具，符合信息社会实用的需要，然而，它的俚称正透露出它的某种象征意味。
这两件“玩艺儿”，都是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品位的象征符号。前者的实用性早已随时代的进步淡化为零，再也不是打人的家伙；而后者的实用性，也丝毫掩不住它的文化象征符号意味。用某些“玩艺儿”来表征个人，这是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刻。“大哥大”的袖珍、便携、值钱以及显示广泛的社会联系、经济联系的实力因素，使得它天然地合乎入选标准，成为古代“权杖”和“法器”、近代文明棍的绝好替代品。这显示了文化机制从古到今的内在一致性。
于是当我们看到那些精巧含蓄的玛雅“古玩”时，我们首先想到了这些“玩艺儿”在古代玛雅社会中的文化功能。
从雕刻、壁画等资料看，玛雅行政首领总是右手持杖左手持一面圆盾。圆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