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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瓤ㄌ怪莞诘兀�1542年建立殖民城市，是殖民扩张势力在玛雅地区的中心。梅里达的附近就有玛雅古代最重要的几座城市，包括玛雅潘（Mayapan）、乌斯马尔（Uxmal）这样赫亮的名字。然而，戴了眼罩的人们对于眼皮底下的文化成就并没有多看一眼，听任它沉睡数百年之久。
我们不难看出，对玛雅文化重新燃起的热情是伴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渐渐获得了新的文化眼光，人们才“发现”了玛雅文明的价值。上述几位西方探访者，正是在那个意义上来到玛雅的土地。
可以说，玛雅的“发现”是一种眼光的“发现”。
我们已经在玛雅发现了什么？我们还可以在玛雅发现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在玛雅的废墟里找到了些古文明的踪迹，而是找到了人类文化中那种依靠人内在的力量去解决生存与发展课题的自信，找到了一种无论多么“神秘”都始终坚持实证的思想武器这一信念的意义。不断去“发现”玛雅，就是要不断地抛弃偏见、成见，也同时抛弃醉眼朦胧或瞑目玄想的臆见和幻视。与发现一词相连的是事实。
谜一样的消逝
玛雅文明的“消逝”，不知怎么会被夸张到这样的程度。不仅“消逝”，而且要说“突然消失”，“谜一样地失踪”，竭尽渲染、夸张、戏剧性之能事。
究其实，真正的玛雅问题学者只是提出了一些再正常不过的学术上的疑问。他们只是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未曾充分占有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玛雅人辉煌的古典时期文明在10世纪时衰落感到兴趣。一时并无确凿的材料来说明古典期文明衰亡的原因，于是便提出了种种假设，同时也就有了“消逝”这种不确切的说法。
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类似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并没有人大惊小怪。好比说，没有人会赖皮缠似地追问周口店洞穴中的那一群北京猿人是否神秘地“消逝”了四五十万年，他们是否去外空旅行后又返回，成了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果这例归谬尚不足以令人服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化遗址往往是有兴有废，有始有终的。考古学家在玛雅南部地区若干遗址看到它们衰败的迹象，可以有许多解释，就是不可以有任何梦呓般的违背事实的歪曲。真正的学人，不会为了保持某种神秘性，为了追求读者廉价的好奇心，而故意无视日益清晰的事实去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日益清晰地被揭示出来的考古事实表明，古典玛雅文明在其鼎盛期之后，于9至10世纪迅速衰亡，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多少又被曲解了。衰亡仅仅发生在玛雅南部地区，并不包括整个玛雅文明在内。事实是玛雅文明的重心北移了，当南部地区一大批文化中心沉寂之时，尤卡坦半岛的北部原野上却展开了灿烂的文明场景。像最著名的玛雅潘、奇岑－伊扎、乌斯马尔等城市，继续兴盛了500年，直到西班牙人入侵真正给玛雅古文明画上句号为止。这个在北方存在的玛雅文明就是学界所谓后古典期。
可见，通常把所有的玛雅文化历史都以南部低地的兴衰史来解释，该是多么严重的误导呀。
或许是受了玛雅文明消逝说的影响，一些介绍不自觉地夸大了古典期玛雅和后古典期玛雅的差异，也就是早期所谓古帝国与新帝国的区别。实际上，尽管10世纪以后的后古典期玛雅文化带上了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Toltec）入侵者的文化烙印，但是，玛雅文化的连续性并不因这点风格差异而有所变质。诚如我们在《谁是玛雅人》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个中美洲地区文化渗透非常普遍，一个严格的界限不仅难以硬性规定，而且也无此必要。否则我们反而会陷入概念化，忘记“玛雅”无非是我们从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心之一“玛雅潘”借用过来，用以描述这一地区互相关联的人种、语言和文化集团。
那么，抛开严格意义上的“消失”，多少有点儿来得突兀的“衰落”，其原因何在呢？
鉴于玛雅地区农业状况，地力衰竭问题被提了出来。一块土地用了数年后便不再有肥力，必须经常轮作，烧荒辟新田。当城市中心周围可开垦的土地资源耗尽时，这个城市中心的好景便走到尽头了。这个观点却无法解释众多城市几乎同时的衰败，也许是整个地区的气侯发生了不利于玛雅农业的骤变，杂草疯长，达到难控制的程度。丛林日益向城市逼近，像沙漠吞噬绿洲二样，毁坏了玛雅人生存的基础，或者是疫病流行，导致人口锐减，损伤了文化的元气，也逼迫幸存者尽快逃离危险的故园。再或者是外部的威胁，如墨西哥中部居民侵犯，致使玛雅人逃难而去，听任自己繁荣的城市中心倾颓，甚至可能直接由入侵者捣毁了玛雅宗教建筑，发生“犁庭扫穴”的大灾变。也有人根据这种针对庙字殿堂的破坏现象，认为玛雅城市发生了内部纷争——农民起义。原因是祭司贵族们曾驱使大批农民建造新的大型宗教建筑群，激起民变，农民们起而毁庙杀僧。祭司是古典期玛雅宗教文化知识的秘传团体，他们一死，纪年碑不再树立，铭文不再刻写，庙宇不再建造，于是这些玛雅城市便呈现了“文化中断”的败落相。此说乍听有理，却难确证农民起义是否符合玛雅社会结构的情形，也难解释何以众多的城市中心都先后同时爆发阶级对抗。至于说考古过程中发现了建造了一半的庙宇群，以及前述庙宇毁坏严重，其他民用建筑尚称完好的现象，也可以作别样说明。外族入侵同样可导致这一后果，族属之争有时会变成双方守护神的较量，战胜者羞辱失败者的崇拜物（包括崇拜场所），杀戮对方的神职人员，这非常可能。
外族入侵、农民起义、人口骤降、资源匮乏、地力衰竭、环境恶化、丛林侵蚀、地震飓风、瘟疫流行……这些因素都可能发生作用，然而可能性与事实并不可等同而视，正是这不确定性，导致玛雅文明衰落的研究中喜欢夸大某一种因素的倾向出现。每根鸡翎都被各自奉为令箭，几乎每一种猜测都演化成根本原因了。其恶果是忽视了对多种可能性的实证综合研究，相反鼓励了缺乏历史常识的空想家们作“有奖竟猜游戏”的热情，竟致把玛雅“金字塔”想象成“外星人—玛雅人”在地球上的“能量储存器”。走火入魔！
这是不正确的研究方法论所导致的恶果。只有当考古学家、文化学家摆脱“给谜底一个答案”的诱惑，修正方法论，真正开始正视种种已知的事实并不断修订玛雅历史框架，那时才可能科学地把握“玛雅之谜”的意义。
玛雅古典期文明的衰落，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尽管从粗略的年代学观点看，千年一系之后在数十年内败落显得快了点儿。玛雅文明的衰落在时间、地点上并不一致、它是一系列事件的过程，原因也是相互联系的。最合宜的谜底应该把外来渗透和内部压力作为一个复杂连锁反应的主要环节看待，变化就是这样逐一地递送到所有相关的部分。
至于说500年后玛雅文明又一次“消逝”，那纯粹是语言骗局。西方殖民者对玛雅人灿烂的文明不闻不问，甚至竭力扼杀，可怜的玛雅人过于善良、弱小，不断地弃家而走，躲向丛林深处，这岂不就“消逝”了吗？不是说最后一支玛雅抵抗力量的据点，因“消逝”在密林深处，直到1697年才被殖民者征服吗？这距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上尉1519年入侵已近180年了。殖民者关心的只是财富，除了黄金、土地、劳动力以外，他们并不在乎什么玛雅。于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里，似乎玛雅又“消逝”了。
子虚乌有的帝国
人是唯一一种会被语言欺骗的动物。当人们把一些词语重复得次数一多，也就把词语当成了事实。这个弱点在关于玛雅文明的传说、介绍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误加在玛雅文明头上的最不合适的一顶帽子，大概就是“帝国”头衔。当初西班牙人想当然地把玛雅世界看成（说成）一个统一的帝国，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来自一个王权国家，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结构想成玛雅人也必然具有的。假如说，阿兹台克人、印加人那里还差不多像个帝国的模样，那么，玛雅人实在不成帝国的体统。
且不说社会阶段上的争议，即玛雅究竟是个奴隶制国家还是处于原始公社后期，单单以玛雅四分五裂的军事政治版图上就看不出帝国的影子。即便是最有希望成为帝国的12世纪，那三个最主要的城邦玛雅潘、乌斯马尔、奇岑伊扎，也没能走完从对抗到整合的通向大一统帝国之路。何况到了十四五世纪，玛雅文明已经渐趋式微，怎么会给16世纪初踏上新大陆这个神秘半岛的西班牙殖民者造成强大帝国的印象呢？
西班牙人轻易命名，便直观上造成后来者的成见。很长一段时间，“帝国”一词以讹传讹；甚至把玛雅文明分为旧帝国和新帝国两个时期，以9世纪末为界，这个学说也一直反映在用中文印行的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文字中。但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经过四五十年代以来对玛雅地区的大规模考古挖掘以后，学术界已渐渐抛弃了旧帝国、新帝国的划分法。代之以较准确的四阶段划分：①形成时期（公元前3000至前1000年起，公元3世纪止），②古典时期（公元3至9世纪），③后古典期（公元10至16世纪初），④西班牙征服时期。
在玛雅历史上，没有埃及式的法老，没有罗马式的恺撒，没有任何形式的独裁者在任何时期统治所有玛雅人。各个城市中心之间是彼此独立的。然而，他们又确实毫无疑问地都属于玛雅人的指称范围，共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宗教、同一种文化。
著名玛雅研究专家莫利认为，玛雅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大致类似于前6世纪至前2世纪的希腊城邦，斯巴达、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关系；或者是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的意大利城邦，维也纳、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也就是说，在文化上它们是同一的，但是在政治上它们是独立的。
根据后古典时期的社会条件，可以推断，古典时期的玛雅是由一些独立的城市中心组成。它们之间的联结方式可能是借助一种松散的联盟。这种建立在文化、语言、宗教连续性之上的政治连续性推想，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从考古证据来看，古典时期不同地区出土的雕塑、建筑和陶制品，都存在细微的差别。有人认为，可以把这些现象同玛雅人弃地休耕的传统农业方式联系起来。从而提出这样的假设：玛雅人间隔一段时间就必须集体迁移，寻找合适的新玉米地。由此，所谓玛雅人的帝国，实际上是同一群人在不同时期建立的若干聚居点的总和。
另一种说法将地区差异解释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普遍。在西班牙入侵之前有3个主要的政治实体，它们是奇岑伊扎、乌斯马尔和玛雅潘。而在古典时期，根据考古资料，似乎数量要更多些，可以确定的至少有四处：（1）中心地带，由危地马拉的佩腾中北部、墨西哥南部和洪都拉斯组成，中心城市是蒂卡尔：（2）乌苏马辛塔河谷地，中心城市可能是帕楞克；（3）东南部地区，中心城市是科潘；（4）西南部地区，主要政权所在地可能是托尼那。
人口的流动，甚至大规模迁徙，在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事实上，没有一个地区是绝对封闭的。人种、语言、宗教、习俗、历法、工艺以及其他文化因素，都处于不断地交流、渗透过程之中。玛雅潘在后古典时期曾经为北部迁移来的托尔特克人占领，两种文化在所有层次上进行过一次大杂交。撇开这些突发事件不谈，美洲各地区之间发达的商贸往来也一定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方便之门。还有一种文化传播形式是战争吞并，或强行的文化侵略，比如说在其他民族的宗教里加上自己民族的神赐、强行推广自己的语言。
总之，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多。譬之若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同化发生得太频繁、太深刻了。如果1000年后某位“考古学家”在日本发现汉字、在朝鲜发现扇子、在新加坡发现中国式建筑之后，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更不用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产物了。
但是相较政治实体而言，文化实体的内聚力、连续性还是要顽强得多。强权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种、改变语言、改变宗教，以混血、外来语、外来神的形式逐渐植根于文化之中。然而，一种在语言文字、历法算术等方面比较发达的文化（如玛雅文化），往往具有比政治同化更强的文化同化力量。正如恩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