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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了村子。何一行决定分散开来。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倒在稻田里，被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当士兵们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时，何跳起来同他们扭打。其中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两枪，把他打死。
瞿秋白躲过了那场劫难，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敌人把他解往长汀监禁．并关了四个月之久，这期间国民党似乎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他。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不仅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尽管是已经下台的党的领导人），而且是杰出的文化人。他在狱中撰写的未完成的自传《多余的话》中，的确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这不是很认真的文宇。虽然他在莫斯科度过多年，翻译了许多俄国作品，撰写了一部关于俄国的特写《俄乡纪程》，但他仍是共产党的主要成员。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思索着他的一生和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把他的《多余的话》说成是伪造的或者是篡改过的。这些说法看来都不确。他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他特别写道；“说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写下了一首诗．诗前附有简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
寒泉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夕阳明灭乱
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斗寒泉听不同；
己忍伶傅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刚作完，就来了一名卫兵把他带到刑场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将一怀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当子弹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年方三十，在长征开始时也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泽覃带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战士离开于都以东的山区去闽西。他可能是向长汀进发。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区红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少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泽覃嘱咐一个战士站岗警戒，注意可疑的迹象。谁知，这个哨兵找到一块草地，躺下便睡着了。一队国民党巡逻兵经过那里发现了他。他招供附近房子里有十来个人带着枪，其中有毛泽覃。国民党兵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泽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门，自己挡住前门作掩护，击毙了最先闯进来的敌人。可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从背后开枪射中了他。
毛泽覃死后，国民党大事喧嚷，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众，报上登了许多照片。蒋介石传令，特别嘉奖他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今天，泽覃牺牲时所在的村于以他的名宇命名。那个漫不经心（或叛变）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古柏带着一队二十到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山区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了，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方维夏在赣西被杀。他是毛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师。
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同邓小平一起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覃和古柏，都留在苏区，也都牺牲在游击区。随中央局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秘书长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
死者和失踪者的名单连绵不断，永无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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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并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缮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教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绷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